自秦汉至明清，“百代皆行秦政”，但秦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控制自身统治基础与汲取百姓资源两方面不断“进化”。
秦制在控制官僚系统上，致力于让其保持扁平、原子化，像新莽打击土地兼并整肃官僚集团、东汉以宦官主持鸿都门学削弱世家大族势力，都意在达成此目标，不过均告失败。而在寻求更有效的手段控制更多百姓、汲取更多资源上，秦制的表现更为突出，商鞅变法、曹操屯田等措施都颇为成功，这一方面因百姓抵抗困难，另一方面也是秦制的着力侧重方向。
科举取士与历次变法堪称秦制最成功、最重要的“进化”。科举制度自隋至清延续一千三百余年，它给予普通读书人进入体制的幻象，如山西刘大鹏为此执着一生，科举废除令他备受打击。实际上，除部分朝代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一定比例外，多数时候官僚主要来源并非科举，但科举成功塑造了这种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态势。同时，科举重塑了官僚集团，以往选拔人才受世家大族制约，科举后皇权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避免了官僚集团演变为新的诸侯贵族，提升了秦制政权安全系数。
秦制还通过一系列增收变法提高政权汲取能力。汉武帝通过发行劣质货币、征收财产税、垄断盐铁经营等手段增强汲取，导致百姓破产、国家货币体系崩溃；北魏孝文帝均田制改革以解决朝廷汲取问题，虽从豪强手中抢夺百姓与赋税，却使百姓隐性损失更大；唐德宗两税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等，名义上改革，实际多使百姓负担加重。
不过，在众多为朝廷增收的变法中，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异数。这场改革主要缓解民生疾苦、整顿官僚系统，获宋仁宗认可，但因范仲淹等改革派以“君子”自居肯定“朋党”，触动了宋仁宗对皇权及官僚关系的敏感神经，最终改革中途夭折，范仲淹等被迫离开中央。
秦制在不同阶段的“进化”举措，深刻反映了古代皇权统治不断强化自身掌控力、提升资源汲取效率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