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治国手段及其困境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推行了一系列独特的治国手段，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

雍正善于树立正面榜样与寻找反面教材。一方面，他对底层百姓的善举大力表彰，如拾金不昧、归还财物等行为，将其提升到教化成功的高度，以此规训官员，希望他们能有所作为，改变贪污腐败的风气。另一方面，如对钱名世的打击，因其诗颂扬年羹尧触犯雍正大忌，雍正不仅给他题写“名教罪人”匾额，还让官员写诗讽刺，旨在规训读书人，维护绝对的主仆关系，打击儒家的“王道”思想。

同时，雍正全面侮辱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清朝的优待政策催生了一些问题，雍正推行“士民一体当差”，却因河南罢考事件，发现科举出身官员之间“彼此为援”的弊俗。在“江南奏销案”的警示下，他对科举官员展开全面打击，如借杨名时的事件进行人格羞辱，以达到“天下方轻读书人，不齿举人进士”的目的。

而雍正推行的密折制度更是其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密折制度让官员之间互相监视、告密，人人自危。皇帝将众多官员纳入间谍网络，虽能掌握官员一举一动，但也陷入了垃圾奏折的困扰之中。官员为揣摩圣意，送上大量无用奏折，如谢恩、表决心等内容的折子，让雍正烦不胜烦。

然而，这种过度掌控的治理方式也使雍正陷入了自困的境地。他虽告诫官员要识大体，不要递垃圾奏折，但“以一人治天下”的信条与官员体谅皇帝辛苦的现实之间存在矛盾。官员为求自保，只能事事禀报等待圣裁。

雍正的这些治国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巩固统治的目的，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他对官僚集团的过度防范和控制，使得官场生态变得复杂而紧张。官员们为了迎合圣意，不惜自贬自抑，而雍正自己则被无尽的奏折和繁杂的事务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