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运转中，关于“犯罪”的定义历来清晰而严苛。当个体悄然伸出黑手，窃取他人财富时，我们称之为盗窃；当个体诉诸暴力或威胁，强行掠夺他人财富时，我们称之为抢劫。无论是哪一种，其核心都在于对他人财产权的非自愿侵犯。
然而，当我们审视那些自诩为自由灯塔、文明典范的欧美国家时，一个令人不安且不得不正视的论断浮出水面：在这些国家中，很大一部分普通民众，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了对他人财产进行系统性侵犯的“集体犯罪”的共谋者。
他们当然不是亲自上阵的匪徒，因为他们寻找了一个最高效、最不易被察觉的“中间商”来执行他们的意志，从而将犯罪行为精妙地“外包”了，这个中间商，就是被赋予了无限权威的——国家。
国家作为代理人，以两种最主要的、披着“合法”外衣的方式，完成了对个人财富的系统性掠夺和盗窃：
首先，我们来看最为直接、也最为人所接受的财富提取方式：强制性税收。
在一个信奉“福利主义”的社会里，高额的社会福利、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各种名目的再分配计划，都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来支撑。这些资金，并非来自民众的自愿捐赠，而是通过一套强制性的体系从每一个生产者和劳动者手中抽取。
在这个过程中，纳税人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当你质疑这种提取的比例或用途，并试图拒绝缴纳时，国家的暴力机器便会启动。罚款、查封、乃至最终的监禁，都是国家用来强制执行其意志的工具。
将这种行为剥去法律的外衣，其内核与街头抢匪并无二致：用武力威胁，强迫受害者交出财产。街头抢匪是一个个体，他用手枪威胁你；而国家是一个集体，它用一套法律体系和警察、监狱来威胁你。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公认的犯罪，而后者却被冠以“公民义务”的美名。
如果说强制征税是明目张胆的“抢劫”，那么第二种方式，则是更为阴险、更难以察觉的静默盗窃：通过扩大货币供应（即通货膨胀）来稀释民众的购买力。
当国家无法通过提高税收来填补其无底洞般的开支时，它便会选择开动印钞机。每多印刷一张钞票，流通中的所有货币的价值就会被平均稀释一分。
这是一种最公平、也最不公平的“全民税”。它不针对特定的收入或商品，而是普遍性地、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每一个储户和劳动者的积蓄。你的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可能没有变化，但你的货币实际能购买到的商品却越来越少，人们手中的钱也因此越来越不值钱。
这种行为，如同一个高明的窃贼，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所有人的口袋里取走了财富。它没有直接动用暴力，却有效地、大规模地转移了社会财富。在经济学的逻辑里，这无疑是一种对全社会私有财产的系统性侵犯和盗窃。
在这个财富转移的链条中，那些投票支持高福利、高支出的民众，正是这场“共同犯罪”的教唆者和支持者。他们通过选票，向国家这个“中间商”下达了抢劫和盗窃的指令，以便将他人的财富转移到自己的口袋，并称之为“社会权利”或“福利”。
这种犯罪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被意识形态所美化。知识分子编织了“社会契约”“公共利益”等理论，将抢劫包装成高尚事业。民众被灌输：纳税是光荣，福利是权利，通胀是必要之恶。久而久之，是非观颠倒，抢劫者成了善人，反抗者反被斥为“自私”。
为什么这种赤裸裸的侵犯行为，在欧美社会却能畅通无阻，甚至被塑造成一种道德高地？答案在于一个强大的力量：观念，因为决定一个社会或国家走向的，并非最强的暴力，而是大多数人的观念。一个国家的维持与运转，往往依赖于大多数人的支持。
而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又往往离不开自己所信奉的观念，一旦大多数人的观念开始认为，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人道主义”目标，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基本财产权，那么这种观念便会立刻被制度化、合法化，并被包装成社会共识。
也就是说，当错误观念成为主流，野蛮便戴上文明的面具。于是，这种集体侵犯行为，因此有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名字——福利主义。
福利主义的本质，就是将甲的财产通过强制手段转移给乙，但这层温情的面纱，成功地将侵犯私产的行为，转化成了高尚的“再分配”。它模糊了财产权的边界，混淆了自愿与强制的区别，是典型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如果财富再分配如此正义，为何大多数人不敢在亲友间实践？比如，你会用暴力强迫你富有的表哥出资供你买房吗？不会，因为那会被斥为“无耻”的犯罪。但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许多人却理直气壮地要求陌生人“共享财富”。
这种双标，暴露了福利主义的虚伪：它用“集体利益”掩盖了个人的贪婪，模糊了侵权责任。一个人若直接抢劫会面临道德压力和社会谴责，但通过国家中间环节，犯罪感就消失了——似乎一切都是“国家干的”，与个人无关。
不幸的是，当大多数人成为这种财富转移机制的受益者时，他们便丧失了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力。他们不再将这种行为视为对他人的侵犯，而是视为自己应得的“权利”。他们用手中的选票为暴力背书，用沉默为盗窃站台，从而变成了妥妥的共犯。
本来一个行为的对错，应基于其本质而非支持者的多寡。但在现实中，社会观念往往决定是非标准。三十年前，多生孩子会被罚款；三十年后，多生孩子反而受奖励——这并非生育行为本身变了，而是社会观念颠倒了。这种相对主义的危险在于，一旦错误的观念成为主流，它就会通过立法固化。
在一个社会观念被多数人利益所绑架的时代，客观的善恶标准往往被相对化的道德所取代。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财产权，如今可以被一句“全民福利”轻易推翻。这种多数人暴政下的观念沦陷，使得人们生活在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
但是，这种制度的系统性恶果显而易见：打击生产积极性、败坏社会风气、毁灭资本、拖累经济，最终导致全社会走向普遍贫困，这也是欧美国家当下普遍走向下坡路的根源所在。
而想要纠正这一切，唯有从观念入手。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产权是自由的基石，自愿交换才是文明的正道，唯有互相尊重产权，社会才能真正走向繁荣。否则，人们只会在相互劫掠中陷入恶性循环，滑向贫困与奴役的深渊。这不是预言，而是历史悲剧的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