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热搜上看到了“两个不允许”：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也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项政策听起来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防止资本下乡“圈地”或炒作农房。但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不禁要问：这种严禁城镇居民购买农房的规定，真的对农民有利吗？还是说，它反而成了捆住农民手脚的绳索，让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失去本该享有的权利？
从表面看，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房，似乎是为了防止“资本下乡”兼并土地，避免农民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支持者常振振有词：农民一旦卖掉房子，就可能挥霍一空，沦为流民，引发社会问题。但这种逻辑存在明显的悖论：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对农民的歧视性假设上：把农民视为低人一等的“巨婴”，否认他们的自主决策权，认为农民没有理性处理自身资产的能力，需要外界“父爱式”保护。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政策保护城镇居民呢？假如今天出台一项政策，严禁农村居民进城买房，大家会怎么想？恐怕大多数人会跳起来反对，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歧视，首先，剥夺了农民进城安家落户的权利。其次，城市房产也会因为失去大量潜在买家而价格大跌，搞不好有房一族要集体抗议。大家会发现，这明摆着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农民无法进城安家，城里人房产价值缩水，谁也得不了好。
可奇怪的是，同样逻辑的政策，一到农村就变了味。禁止城镇居民买农房，不少人却拍手叫好，觉得这是在“保护弱势的农民”，防止他们被城里人忽悠着贱卖祖产。这岂不是怪哉？
其实，稍加分析就能看出，严禁城镇居民购买农房，同样是一个双输的政策。城镇居民被剥夺了到农村置业的选择权——也许有人想退休后归隐田园，但现在这条路被堵死了。更关键的是，农民这边损失更大。农房和宅基地本是农民的重要财产，但一纸禁令下来，这些资产的流动性大打折扣，其财产价值必然同样大打折扣。城里人的商品房可以自由买卖、抵押、出租，价格随行就市；农房却只能窝在村里转手，买家有限，价值自然上不去。这好比把一辆好车锁在车库里不准开，时间久了，再好的车也生锈贬值。农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缩水，处分权被架空，这能叫“保护”吗？
要评判这项政策，我们不妨做两个假设。第一，假设城市居民的房产突然被规定“只许自住，不准出售”，城里人会不会答应？我猜九成九的人要骂娘——凭什么我的房子我不能卖？万一急用钱，或者想换地方住，这不是要人命吗？第二，假设有城里人愿意出高价买某农民的乡村住宅，农民乐不乐意？如果农民自愿成交，拿钱进城置业，或用于其它迫切用途，这不是好事吗？说到底，一项政策好不好，不能光看出发点是不是“为你好”，而得看它到底给当事人带来了实惠还是麻烦。
现实中，这种“父爱式”管制并不少见。比如银行为了反诈骗，对储户取钱设置重重关卡，银行说是为了储户资金安全，但储户真觉得方便吗？多数人只觉得添堵。同理，严禁城镇居民买农房，名义上是怕农民“失地失房”，但实际效果却是掐断了农民通过财产增值致富的路径。农民不是三岁小孩，他们懂得权衡利弊。如果卖房能解燃眉之急，或者抓住机会让资产升值，他们自有判断。硬生生剥夺他们的选择权，反而可能让他们错失良机。
真正对农民有利的政策，是赋予他们完整的产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农民不是愚昧的群体，他们懂得权衡利弊。如果卖房有利，他们会卖；如果留着更有价值，他们会留。政策制定者应该相信农民的判断力，而不是越俎代庖。
城里人享受的财产权——房子能卖、能抵押，农民为什么不能有？再说，现在农村“空心化”严重，很多农房常年空置，既浪费资源，又带不来收入。如果允许城乡之间有序流转，盘活这些资产，农民多了现金流，城里人多了投资选择，乡村经济也能活起来，这才是多赢。
回过头看，这项禁令的根源或许在于对“土地兼并”的陈旧恐惧。有些人总想着历史上农民失地流亡的悲剧，生怕放开交易会重蹈覆辙。但时代变了，现在农民进城打工已是常态，农业规模化经营也是大势所趋。与其用政策把农民捆在土地上，不如赋予他们完整的产权，让他们在市场中有更多选择。城里人没地也能活得好好的，农民有了地权，反而能更灵活地规划人生。
总之，严禁城镇居民购买农房，表面是保护，实质是限制。它忽视了农民作为财产主体的权利，也压抑了农村资产的潜在价值。一项好的政策，应当相信农民的智慧，保障他们的自由，而不是用“为你好”的名义行束缚之实。只有让农民真正拥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农村才能焕发活力，农民才能分享发展红利。否则，所谓的“保护”，反而可能成了耽误农民致富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