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媒体最新报道，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6日签署行政命令，对与伊朗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征收关税。在2026年，特朗普政府明确、直接威胁过加征关税的对象主要包括：欧洲八国（丹麦、挪威、瑞典、法国、德国、英国、荷兰、芬兰）、加拿大、韩国、伊朗的相关贸易伙伴等。
特朗普对加征关税的“偏爱”，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策略选择：它在思想上源于过时的重商主义；在政治上服务于关键选民和利益集团，巩固个人权力形象；在策略上是其标志性的胁迫式谈判工具；而在深层结构上，则是回避美国国内积弊、转移矛盾的出口。
特朗普的关税威胁不仅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市场动荡，其更深远的破坏在于：彻底动摇了战后西方联盟的政治互信，加速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割裂与重组，迫使各国走向更具对抗性的战略自主，并将世界推向一个规则失效、强权政治更加盛行的危险时代。其影响已远超贸易领域，成为加速全球秩序深刻裂变的一台核心发动机。
我们目睹的不仅是国际局势的混乱，更是一出关于权力如何吞噬规则、民意如何绑架理性的政治悲剧。特朗普挥舞的关税大棒，每一次落下，都像重锤敲击在一面早已布满裂痕的巨钟上，发出的不再是庄严回响，而是权力失控的刺耳噪音。这噪音在提醒世人：那个被无数教科书奉为圭臬的“自由法治与权力制衡”的美国故事，正在现实面前沦为一场苦涩的笑话。
自由贸易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国与国之间冰冷的数据竞赛，而是无数个体为改善自身生活而进行的自愿交换。一个美国消费者选择一台性价比更高的外国商品，一个外国工人因此获得收入并可能购买美国服务——这背后是具体的人在行使财产权，在通过合作创造共同财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早已阐明，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自愿交换，是财富增长与社会繁荣的基石。然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其核心逻辑恰恰是对这一基石的全盘否定。它假借“国家利益”、“公平贸易”乃至“国家安全”之名，行干预市场、剥夺个人选择之实。当政府以法律形式禁止你购买更优质、更廉价的商品时，它不是在保护你，而是在侵犯你作为消费者最根本的财产使用权和自由选择权。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即法律旨在保护个体权利而非服务于集体目标——最直接的背叛。
那么，这套明显违背经济常识与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如何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畅通无阻的呢？这就触及了所谓“权力制衡”神话的破产。美国宪法将征税权明确赋予国会，总统本无此权。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国会通过一系列模糊的法律（如《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将庞大的裁量权“委托”给了总统。这就好比主人将家中钥匙交给了管家，并告诉他“必要时可自行处置”，却未定义何为“必要”。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幕幕荒诞剧：总统可以单方面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个“状态”的认定标准飘忽如云雾，可能是贸易逆差，也可能是非法移民，甚至可以是芬太尼走私。凭借这把“尚方宝剑”，总统便能绕过冗长的国会辩论和复杂的立法程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全球挥舞关税大棒。
国会呢？那个理应代表民意、制约行政权力的立法机构，在关键时刻却往往集体失语。原因并不复杂：政治算计压倒了原则坚守。对于与总统同属一党的议员而言，挑战本党领袖的核心政策，无异于政治自杀；对于反对党议员，推动一项真正能束缚总统关税权的立法，则需跨越极高的程序门槛（如需要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来推翻总统否决），在当今极化政治中难如登天。更深刻的是，关税伤害的是分散且沉默的大多数消费者，而惠及的是组织严密、声音洪亮的特定产业集团。后者正是许多议员重要的票仓和金主。于是，权力制衡在实践中，演变成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分赃与妥协，而那个抽象的、关乎每个消费者钱包和选择自由的切身利益，则在喧嚣的政治表演中被彻底遗忘。
最高法院，这个被誉为宪法最终守护者的机构，也未能扮演好“刹车”角色。面对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关税行动，司法系统往往表现出惊人的谦抑（或者说怯懦），倾向于尊重行政部门的“专业判断”，从而为权力的扩张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当“国家安全”成为一个可以随意填充任何内容的万能筐时，司法审查便形同虚设。这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总统扩权得到司法默许，国会无力或不愿反抗，最终使行政命令取代了法律，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程序之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朝令夕改、随意豁免——今天对某类商品加征重税，明天因股市暴跌或企业游说又紧急豁免——正是这种权力不受实质约束的鲜活写照。它带来的并非深思熟虑的政策，而是令全球企业和市场陷入恐慌的极端不确定性。
然而，将一切仅归咎于特朗普个人或是制度的偶然失灵，仍是肤浅的。政府本质是民意的投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根基在于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支持。这些支持者中，有人是受保护产业中的一员，他们真诚地相信关税能保住自己的工作；更多人则是被一种简单而危险的叙事所俘获：将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为“我们对抗他们”的民族主义故事。这种集体主义思维将虚幻的“国家利益”置于具体的个人福祉之上，默认了政府有权为了那个抽象的“整体”而牺牲无数个体的自由与财产。当“买美国货”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时，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便被无声地剥夺了。民众对权力边界的这种模糊认知，正是权力得以不断膨胀最肥沃的土壤。
因此，特朗普的关税闹剧，绝非孤立的经济政策失误。它是一面多棱镜，清晰地折射出美国政治体系的深层病灶：法治退化为“以法统治”，成为权力正当化其干预的工具，而非保护个人权利的屏障；权力制衡在党派利益、集团政治和民粹情绪面前变得疲软无力，美国日益呈现出“行政权独大”的畸形格局；而公众观念中对自由市场和个人选择权的忽视，则从思想上解除了对权力扩张的武装。当全球都在围观美国总统的任性妄为，用关税作为筹码和武器，对他国甚至盟友进行公开勒索时，美国曾自我标榜的法治形象与制度优越性，便在现实的对比中显得格外苍白和可笑。
然而，这场笑话的代价是沉重且全球性的。它推高了物价，侵蚀了美国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它扰乱了全球产业链，浪费了宝贵的资本与资源；它毒化了国际合作的气氛，将世界推向对抗与分裂的边缘。而最可悲的是，它让一个诞生于限制权力、捍卫自由的理念之上的国家，亲自示范了权力如何失控、自由如何被践踏。制止这场闹剧，需要的不是另一场以牙还牙的对抗，而是对其根源的彻底反思：唯有重新将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置于政治的中心，将权力牢牢锁回制度的笼中，让自由的观念再次深入人心，才能避免这样的笑话反复上演，最终吞噬掉繁荣与和平的根基。否则，今日的笑话，或许只是明日更多且更大悲剧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