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份以“经济”为主的报纸，或者点开一个财经类自媒体，你期待看到什么？或许是一些对市场趋势的冷静剖析，对产业变化的逻辑解读，或者至少，是一些能帮助你理解这个复杂世界如何运行的朴素道理。但很多时候，你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通篇充斥着对“巨头”的声讨，对“资本”的控诉，对“低价竞争”的恐慌，以及对“政府该出手管管”的热切呼唤。字里行间，正义感爆棚，道德优越感几乎要溢出屏幕，仿佛执掌着人间所有的公平秤。
这不禁让人困惑：这些以报道经济、解读市场为业的媒体，其笔下流淌的诸多主张，为何常常与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背道而驰？它们挥舞着“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大旗，但掀起的风暴，是否真能带来福泽，还是反而在掘毁众人福祉的根基？
许多媒体从业者，尤其是时评人，常自诩怀有深切的同情心与社会责任感。这本身并非缺点。问题在于，当这种情感未经严谨思维过滤，直接转化为行动号召时，便极易滑向“直觉决策”的陷阱。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因果”的学说，需要长链条的、反直觉的逻辑推演。而直觉和情绪，偏爱的往往是短平快、易传播的“故事”。
例如，面对某个行业薪资水平停滞，直觉的故事版本是“黑心老板压榨，劳苦大众受害”。于是，呼吁“提高最低工资”、“加强劳动保障”的声浪便显得无比正确且高尚。然而，经济学揭示的因果链条却复杂得多：工资本质上是一种价格，由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共同决定。如果人为强制将工资这个价格提高到市场均衡水平之上，企业基于成本考量，最直接的反应可能是减少雇佣（需求下降），或者用机器替代人力，或者将业务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最终结果，可能是部分劳动者根本失去了工作机会，或者就业门槛被拔得更高。那些看似为民请命的呼吁，最终可能伤害了最需要工作、技能最薄弱的那部分人。
媒体擅长描绘生动的个体苦难，却常常无力或不愿去追踪、呈现那些分散的、沉默的、未来式的代价——那些因为政策扭曲而未能被创造出来的岗位，那些因为成本上升而从未问世的廉价商品，那些因投资环境恶化而悄然转移的资本。这种“看得见的苦难”与“看不见的代价”之间的认知失衡，是许多经济报道“反经济”的第一重根源：它们用情绪的刀刃，砍向了逻辑编织的、保护长远福祉的盾牌。
媒体，无论包装得多么崇高，在现实中首先是一门生意。它的产品是信息与观点，它的客户是读者与观众，它的收入来自广告、订阅或流量分成。在这个市场里，什么样的产品最畅销？
冷静克制的市场分析，往往曲高和寡；而棱角分明的道德批判、族群对立的叙事、对“既得利益者”的猛烈抨击，则极易挑动神经，引发转发、评论与激辩，迅速汇聚成流量洪流。标题里带上“血汗工厂”、“收割韭菜”、“垄断之恶”，其传播力远胜于一篇探讨“边际成本定价”或“消费者剩余”的文章。当生存与发展依赖于点击量和情绪共鸣时，媒体的内容生产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只不过，这个“市场”奖励的是情绪刺激，而非真理探究。
更深一层，媒体的“客户”远不止普通读者。那些能够提供稳定广告收入的企业、能够给予独家信源或政策便利的政府部门、特定的利益集团，都可能成为媒体需要服务的“重要客户”。例如，一家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本土企业，可能乐于看到媒体渲染“外资威胁论”，呼吁“保护民族产业”；一个寻求扩张权限的监管机构，也可能乐见媒体不断强调“市场失灵”，论证加强干预的必要性。这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便可能从“公众看门狗”异化为“特定利益吹鼓手”，其倡导的贸易保护、行业准入限制、特殊补贴等，无一不是在扭曲价格信号、抑制竞争活力、牺牲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整体利益，来喂养某个局部群体。这是“反经济”的更隐秘形态：在生意的账簿上，迎合情绪与依附权力，常常比恪守经济原理更能算清利润。
在经济社会中，每个人都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某个领域的生产者（出售劳力、技能、产品），更是无数领域的消费者。这种双重身份，本应让人在思考时保持某种平衡的睿智。然而，媒体的聚光灯和话筒，却常常容易站在单一立场，并无限放大其中的焦虑。
媒体热衷于报道：网约车冲击了出租车司机的生计，社区团购让菜市场小贩门可罗雀，外国商品进口导致国内工厂订单锐减……这些报道，真切地反映了特定生产者群体在竞争压力下的阵痛，容易引发广泛同情。于是，基于“生产者逻辑”的呼声便响彻云霄：要求限制网约车数量，呼吁打压社区团购，主张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厂商。
然而，如果我们切换到“消费者”身份——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更常态的身份——思考便会截然不同：作为消费者，人们会在乎出行服务是来自出租车公司还是网约车平台吗？不会，人们通常只关心是否方便、安全、便宜。人们会因为菜贩的生计，就去拒绝更实惠、便捷的社区团购吗？同样不会，否则就没有那么多商家破产倒闭了，人们通常只会选择用钱包投票。人们会为了“保护”某家国内企业或工厂，就去主动购买某些质次价高的国产货吗？除非被迫，否则通常情况下人们同样不会。
媒体煽动的，往往是某个群体基于“生产者”身份、要求寻求特殊保护的冲动。当出租车司机成功设下准入门槛，当菜贩们阻隔了新的零售模式，当本国工厂获得了关税屏障，他们作为“生产者”或许能暂时喘一口气。但可悲的“合成谬误”随之而来：当社会上无数个群体都在媒体的鼓动下，成功为自己修筑起抵抗竞争的“围墙”时，整个经济图景便成为一座由高墙分割的迷宫。竞争停滞，创新窒息，效率低下，商品和服务普遍变贵、变差。最终，每个人作为“生产者”获得的那一点点保护性收益，会在他作为“消费者”时，面对价格高昂、选择匮乏的市场，得加倍地偿还出去。媒体在帮助局部群体呐喊时，不经意间推动了一场导致全社会隐性贫困的“共谋”。它们强化了我们作为“斗争者”的身份，却让我们忘记了作为“合作者”与“受益者”的更大福祉。
因此，许多经济媒体之所以显得“反经济”，并非偶然。它是多重力量交织的必然：认知上，用简单的道德直觉替代复杂的经济逻辑；生存上，流量和利益的指挥棒常常指向情绪煽动与利益依附，而非真理；叙事上，片面强化公众的“生产者”焦虑，鼓励索取特权而非拥抱竞争，最终导向损害整体繁荣的“合成谬误”。
它们就像一面哈哈镜，出于各种动机和约束，放大了经济的某些局部褶皱和痛苦表情，却扭曲了其整体流畅运行、造福于所有人的本质轮廓。它们提供给公众的，常常不是理解世界的钥匙，而是点燃怒火的火柴；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加剧对立的燃料。
经济规律或许沉默，但从不失效。违背它，不会像从高楼跳下否定万有引力那样立刻受到惩罚，却会通过漫长的时滞，让整个社会品尝增长乏力、创新枯萎、机会减少的苦果。当媒体将谬误催化为共识，进而可能绑架公共政策时，其危害便深远而广泛。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这场关于社会如何运行的观念之战中，许多挂着“经济”招牌的媒体，未必是盟友。真正的经济思维，是尊重那个由无数个体自愿交易构成的、精巧而脆弱的协作体系，是警惕任何打着美好旗号却破坏其运行基础的冲动。它要求我们，无论作为读者还是公民，都多一分逻辑的审慎，少一分情绪的裹挟；多从“消费者”的全局视角思考，少被“生产者”的局部利益绑架。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在媒体的喧哗与骚动中，亲手浇灭那份照亮繁荣的、市场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