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了。
当全球媒体的头条被其他危机轮番占据，当普通人的茶余饭后话题转向新的热点，东欧平原上的炮火却并未停歇。2026年2月24日过完，俄乌冲突迈入第五个年头。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双方近日公布的伤亡数字触目惊心：乌方称俄军伤亡超120万，俄方称乌军损失达150万。如果这些数字接近现实，这意味着，自二战结束八十年来，人类尚未经历过如此惨烈的人员消耗战。
冰冷的统计背后，是数百万个破碎的家庭、中断的人生与湮灭的希望。然而，在基辅和莫斯科的指挥中心里，那些下达命令的人，他们的生活轨迹与这百万伤亡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由权力与话术构筑的绝缘层。这场持续四年的悲剧，再次以鲜血为墨，印证了一个古老而残酷的道理：当决策者无需为自己的决策支付直接代价时，犯错是容易的，坚持错误也很容易。
任何一场大规模战争，其核心推动力从来不是前线士兵的个人恩怨。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为何要在战壕两端拼死相搏？驱动他们的，是一套远在后方、精密运转的决策与动员体系。
这套体系的奥秘，首先在于“代价的转移”。试想，如果一场战争的开战条件，是要求所有投票赞成的议员、所有签署命令的官员，必须亲自并率先持枪冲锋，那么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战争提案都会在萌芽阶段被否决。因为决策者将立刻直面最残酷的成本：自己的生命。然而，现代政治的现实恰恰相反。决策者享有动用整个国家资源的绝对权力，却巧妙地将生命与鲜血的代价，转移给了被统称为“国民”的抽象集体。
这便是权责的彻底分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代价则稀释给无数个体承担。普京或泽连斯基在坚固的指挥部里研究地图、发表电视讲话时，他们个人所冒的风险，与一个在前线废墟中躲避炮击的士兵，或一个躲在地窖里忍饥挨饿的平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他们而言，士兵的伤亡是“战损数字”，平民的苦难是“人道主义状况”，这些都是需要“管理”的议题，而非切肤之痛。
这种机制，使得坚持错误甚至扩大错误，在政治上往往比承认错误、改弦更张更为“划算”。因为撤军或妥协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而继续战争，哪怕代价高昂，却可以依托民族主义叙事，将责任归咎于“敌人的顽固”或“国际社会的打压”，从而维持甚至巩固权力。代价，反正主要由别人支付。
然而，仅仅有权责分离的机制还不够。必须让承担代价的民众——那些可能失去儿子、丈夫、父亲的普通家庭——自愿或至少不激烈反抗地走上战场。这就需要另一项关键技术：话术的编织。
政治宣传从来不是赤裸裸地陈述代价。没有哪位领导人会这样演讲：“公民们，为了争夺那块土地的控制权，我们需要你们献出独生子的生命，他很可能残废或尸骨无存，而我和我的同僚们将继续安全地工作。”这样只会迎来一片死寂与愤怒。
高明的话术必须完成“代价的转化”与“目标的升华”。它将具体的、个人的、血肉的代价，转化为抽象的、集体的、光荣的符号。于是，“儿子的生命”变成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未来”、“子孙后代的自由”。它通过激活“我们vs他们”的敌对框架，将复杂的领土、历史与地缘政治争端，简化为正义与邪恶的终极对决。“北约东扩威胁生存”、“反抗侵略保卫家园”——这些宏大叙事如潮水般淹没了个人对失去亲人的恐惧。
在战争初期，这种话术最为有效。人们被情绪点燃，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爱国”立场，将强硬视为美德。政客的强硬表态收获掌声，民众的“热血”成为社交资本。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关键的幻觉之下：每个人都认为悲剧会降临在“别人”头上，而自己或家人会是幸运的旁观者或凯旋的英雄。
直到征兵通知书敲响家门，直到邻居的孩子裹着国旗归来，直到战火烧到自己的城市，真实的代价才猛然具象化。但此时，舆论机器又会开动，将个体的牺牲塑造为“英雄事迹”，用国旗、勋章和隆重的葬礼，将悲剧包装成崇高，以此安抚生者，并激励下一批人走上前线。而最初那些鼓吹战争最响亮的人，他们的孩子，往往巧妙地远离了最危险的战场。
权责分离的决策机制，配合高效的话术动员体系，最终释放出现代战争的终极形态——总体战。这是俄乌伤亡达百万量级的根本原因。
回顾古代或封建时代的战争，其规模往往有限。国家是君主的私产，君主或贵族需要自己出资募集军队，士兵（尤其是职业骑士或精锐部队）是宝贵的资产，伤亡过重意味着统治根基的动摇，役税太重会激起民众激烈反抗。战争更像一种“贵族间的决斗”，目标有限（如争夺某个城池），一旦成本过高，便容易通过谈判、赎金或有限的领土交换来妥协。
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征兵制度，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国家不再是君主的私产，而是“全民的共同体”。保卫国家成为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这套观念，结合现代行政与税收体系，使得国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将境内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转化为战争资源。战争不再是“军队对军队”的较量，而是“国家整体对国家整体”的消耗。
在总体战逻辑下，前线的士兵伤亡可以被后方新一轮的征兵补充；战损的装备可以由全国转入战时状态的工厂生产；战争的经费可以通过增税、发债乃至通胀（隐形税收）来汲取。只要民众的耐受度尚未崩溃，只要话术还能维持基本的共识，战争机器就能持续轰鸣。其终点，不再是某一方军事战术的失败，而是一方社会整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枯竭，或民众承受力达到极限后政治结构的崩解。一战、二战的惨烈，正是总体战逻辑的演示。俄乌战场旷日持久的消耗，亦是同一剧本的当代续写。
理解了上述机制，便能明白为何俄乌和谈谈了又崩，看似近在咫尺的停火却总是镜花水月。问题不仅在于领土、中立地位等具体条款的分歧，更在于结束战争本身，对双方决策者构成了巨大的政治风险。
对于俄罗斯，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国力、承受了严厉的制裁、付出了惊人的伤亡，如果最终未能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公开宣称的目标，甚至要吐出部分已占领土，决策者如何向国内已然被民族主义情绪调动的民众交代？这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胜利”的姿态，哪怕只是局部的、宣称的胜利，也成为政治生存的必需品。
对于乌克兰，在承受了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巨大苦难后，任何被视为“割地求和”的协议，都会立刻被反对派和悲愤的民意打上“投降卖国”的烙印。尤其是那些已经为战争付出儿子、丈夫生命的家庭，他们的情绪与诉求，会成为任何妥协方案难以逾越的道德与政治高山。领导人若签署这样的协议，其政治生命也可能随之终结。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悲的僵局：继续战争，双方平民不断流血；停止战争，双方决策者可能“流血”（政治生命）。当后者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存比前者的真实生命更重要时，和平的曙光就总是被浓厚的政治阴云所遮蔽。谈判桌上的博弈，常常不是为了尽快拯救生命，而是为了寻找一个能让双方决策者“体面下台”、至少保住权位的方案。平民的代价，在政治算计的天平上，往往轻如鸿毛。
俄乌战争四周年的百万伤亡，像一座用血肉铸成的纪念碑，铭刻着那个朴素的道理：一个无需决策者亲身承担主要代价的体系，必然容易滋生灾难性的决策，并让纠错变得异常艰难。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俄乌。它是一切大规模冲突背后的结构性顽疾。只要政治权力能够轻易地将战争成本外部化、社会化，只要宏大叙事能够持续地掩盖个体付出的惨痛代价，人类就难以摆脱战争循环的梦魇。
出路或许在于，让权力的运行重新贴近代价本身。这并非天真地要求领导人亲自冲锋，而是要在制度与文化层面，构筑强大的约束：让发动战争的决定变得极其艰难，需要近乎全民的直接授权；让战争经费的筹集高度透明，并受到严格的监督；让关于战争的公共讨论，必须直面每一个可能付出的具体生命代价，而非沉迷于空洞的口号。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深入人心的认知：国家的存在，本应是为了护卫其公民的生命与福祉，而非相反。
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当政治本身的结构就鼓励权责分离、鼓励代价转嫁时，战争便成为这种缺陷最血腥的放大器。俄乌交战的土地已被鲜血浸透，但愿这百万伤亡换来的，不只是又一轮仇恨的种子，还有对那个古老道理的深刻警醒，以及对构建一个更能珍视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和平秩序的，微弱却坚定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