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庆一所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有位家长对家委会要收一笔263元的费用提出了疑问，却被班主任从微信群中踢了出去。事件曝光后，教育管理部门进行了调查，确认收费违规，责令退款，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和诫勉谈话，班主任也道了歉。看起来，事情有了一个“处理结果”。但我们是否想过，为何此类事件屡见不鲜？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是该责怪那位“较真”的家长，还是那个“冲动”的班主任，或是那个“违规”的家委会？也许，我们都怪错了对象。
我们不妨把视角拉回到一个更日常的场景。在你家小区的门口，可能开着好几家餐馆。如果其中一家饭菜做得难吃，或者服务态度恶劣，甚至巧立名目多收你钱，你会怎么办？大概率是，下次再也不去了，并且会告诉邻居们也别去。用不了多久，这家餐馆要么改进，要么关门。道理很简单：它需要讨好你，因为你是它的“衣食父母”，你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它的生存。
但是，当场景切换到学校，事情就完全变了样。当学校或家委会提出一项收费，哪怕家长心里有疑问、觉得不合理，多数人的反应是什么？往往是“交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使像重庆那位家长一样选择了质疑，换来的却是被公开指责、被威胁转学、最终被移除出沟通群聊。为什么家长在面对学校时，显得如此被动和弱势？
核心原因在于：家长没得选。
学校不是门口的那排餐馆。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孩子能上的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在特定学区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你很难因为对一所学校的某项做法不满意，就轻松地将孩子转到另一所更满意的学校去。转学涉及学区、户籍、学籍、人情关系等一系列高昂成本，远非换家餐馆吃饭那么简单。这种事实上的“选择受限”，让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关系天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倾斜。
那为什么家长会“没得选”？因为学校的数量，特别是家长心目中“好”学校的数量，是相对固定且有限的。这不仅仅是校舍和师资的物理限制，更关键在于办学活力的制度性限制。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里，服务的提供者会千方百计地讨好消费者，不断创新、提升质量、降低价格，以赢得更多青睐。但目前的办学格局，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远非如此。公办学校占据主导，其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教师享有编制保障。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并不直接取决于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它的首要目标，往往是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行政指标和考核任务，例如升学率、安全检查、评比评优等。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管理的重心很自然地会向上负责，而不是向下（对学生和家长）负责。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学校拥有巨大的权威，可以制定各种规则（比如乱收费、护学岗），家长通常只能服从；另一方面，家长对学校教育服务的具体内容、方式和质量，却缺乏有效的反馈和制约渠道。家长担心质疑学校会导致孩子被“穿小鞋”、受冷落，这种顾虑是非常现实的。当“得罪”学校的潜在代价如此之高时，“沉默”和“顺从”就成了大多数家长的理性选择。这正是重庆那位家长站出来质疑时，立刻显得“异类”并承受压力的深层背景。
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供给会相对有限，竞争会相对不足？这不得不回到社会的主流观念上。
长期以来，我们普遍接受并强调一个观念：教育至关重要，关乎国计民生，因此必须由国家来主导和保障，必须坚持公益属性，最好能够低价甚至免费。这种观念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希望保障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然而，它在实践中却可能导向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为了追求“公平”和“可控”，往往通过严格的准入管制和价格管制，限制了社会力量办学（真正的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
当办学资格成为稀缺牌照，当收费标准被严格限定，当大量资源通过行政力量而非市场竞争来配置时，会发生什么？首先，学校的总体供给数量和质量提升会受限，难以快速响应社会日益多样化和高品质的教育需求。其次，公办学校由于其固有的预算软约束和激励体制，缺乏持续改进服务、千方百计“取悦客户”（学生和家长）的内在动力。它的服务模式容易趋向于“一刀切”和标准化管理，因为这样行政成本最低。
于是，一个闭环形成了：人们呼吁教育要公办、要公平、要低价→导致办学主体单一、竞争受限、供给活力不足→学校无需对家长负责，家长也缺乏选择权→面对学校的不合理行为，家长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艰难抗争且代价高昂→类似乱收费、强制“自愿”等事件屡禁不止。到头来，我们发现自己陷入的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我们自己所拥护的某些观念所塑造的。
此外，我们可以再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一个陌生人在大街上拦住你，用各种名目强行向你收取263元钱，你会怎么办？你会报警。警方会介入，根据情节严重与否，这个陌生人可能被要求返还钱财，也可能受到治安处罚，如果涉及欺诈或胁迫，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追究。总之，他需要为其行为付出明确的、与其过错相匹配的代价。
然而，当主体换成学校，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尽管《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公开收费项目，违规收费要退还并处分责任人，但在实际处理中，我们最常见的结局是什么？是“责令退款”、“批评教育”、“诫勉谈话”。就像重庆这起事件的处理一样，钱退了，领导批评了，老师谈话了，也道歉了。然后呢？很少看到有谁因此被严厉地行政处罚，更别说承担刑事责任。涉事的学校、负责人、老师，其职业前景、个人声誉、经济收入，往往并未受到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这种处理力度的差异，无形中传递了一种信号：学校的“乱收费”与社会上的“乱收费”，性质似乎不同，代价也轻得多。是谁在纵容或默许这种差别？一方面，公立学校作为事业单位，其人员处理涉及编制、稳定等多重因素，往往“手下留情”；另一方面，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同属教育系统，在“家丑不外扬”、“维护教育形象”的思维影响下，也使得处理容易高举轻放。结果就是，违规成本过低，不足以形成有效震慑，同样的问题便换了“马甲”一再出现。
重庆这位家长的遭遇，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师德事件或管理失误。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前家校关系中权力结构的失衡，照出了教育服务供给体系中的竞争缺位与激励扭曲，更照出了某些深植于大众观念中的内在矛盾。
我们怪家委会操作不透明？怪班主任脾气太暴躁？怪家长太“计较”？这些都只是表象。深层的问题在于，我们构建了一个让家委会容易“不透明”、让班主任有底气“暴躁”、让家长不得不“计较”才能维权的制度环境。而这个环境，又与我们对教育“应该”如何办的集体想象息息相关。
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不从观念上重新审视“教育是否只能如此供给”、“学校的服务对象究竟是谁”、“如何真正赋予消费者选择与监督的权利”等根本问题，那么无论下发多少文件、处理多少个案，都只能是扬汤止沸。今天发生在重庆的这263元风波平息了，明天或许又会在别处，以“资料费”、“活动费”、“研学费”等新的名目，掀起类似的波澜。
要打破这个循环，或许需要我们鼓起勇气，承认一个简单却一直被忽视的道理：教育，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服务。只有尊重这条规律，让服务的提供者真正对接受服务的人负责，让选择与竞争发挥其应有的净化与提升作用，校园里的“乱收费”和“踢群聊”这类令人心寒的摩擦，才会真正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