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凤凰卫视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月1日就美国近期军事威胁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人民不应该被这些话吓倒，伊朗人民不会被这些言论所左右”。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浮现出来：这位伊朗最高领袖口中的“伊朗人民”，究竟是谁？哈梅内伊，又能代表伊朗人民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穿透标语与口号的重重迷雾，审视伊朗权力结构的本质、社会声音的多元性以及那个被反复提及却难以实现的“代表”背后的真实图景。
伊朗的政治架构可能是现代世界最精妙的权力平衡术之一——至少表面如此。形式上，它有总统、议会、宪法和定期选举，拥有共和国的一切外部特征。但在这一表象之下，运作着另一套截然不同的逻辑。
根据伊朗宪法，国家最高权力不属于任何民选机构，而属于“法基赫”——即监护的教法学家。这一职位理论上是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力的双重化身，实践中则意味着最高领袖掌控着国家命脉。他有权任命军队和安全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司法总监、广播电视机构负责人，以及可以审查一切法律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半数成员。总统和议会的候选人必须通过该委员会的筛选，任何“不忠于伊斯兰共和国原则”的人都会被排除在外。
这套体系巧妙地构建了一种二元结构：表面上是民众通过选举表达意愿，实际上却是宗教权威预先设定了政治的可能性。哈梅内伊并非通过普选产生，他的权力源自一个由宗教精英主导的专家会议选举。更关键的是，他的权威在法律上被设计为超越一切民选机构。
这种体制的核心矛盾在于：一个并非民众选举而是内部产生、且权力不受选举制约的领袖，如何能宣称自己代表了八千多万的国民？当哈梅内伊宣称“伊朗人民”将如何回应时，这是一种来自权力的自大与傲慢，而非现实中观点各异、利益多元的八千万伊朗人真的都认可哈梅内伊。
伊朗社会从未只有一种声音。从伊斯兰革命胜利的那一刻起，国内就存在着世俗主义者、自由派、左翼力量与宗教保守派之间的角力。霍梅尼时代的大规模处决与政治清洗，正是为了压制那些不符合宗教政权愿景的声音。
后霍梅尼时代，这种压抑并未消失，而是变得更加制度化而又时而松动。1997年，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获得超过两千万张选票。他的竞选口号“文明的对话”和对社会开放、政治改革的承诺，反映了当时伊朗民众对变革的渴望。然而哈塔米的改革努力很快碰壁——他面对的不仅是保守派的反对，更是一个设计上就不允许民选总统挑战最高领袖权威的体制。
哈塔米的遭遇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伊朗，民意可以通过选举表达，但无法通过选举实现。当改革派媒体试图发声时，它们被迅速关闭；当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时，他们遭到镇压；当教授与知识分子联名表达异议时，他们面临威胁与暗杀。
2009年总统选举后的“绿色运动”更是这一矛盾的集中爆发。数百万人走上德黑兰和其他城市街头，质疑选举结果的公正性。这场运动的核心不仅是对特定候选人的支持，更是对选举本身被操纵的抗议。穆萨维、卡鲁比等来自体制内部的候选人，以及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哈塔米等重量级人物都公开质疑选举过程。甚至连一些资深宗教人士也批评官方行为。
这些周期性爆发的抗议活动——无论是1999年的学生运动、2009年的绿色运动，还是近年来的多次大规模示威——都指向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有数量庞大的伊朗民众并不认可现有权力结构，也不认为自己被哈梅内伊或其政权所代表。
当哈梅内伊宣称“伊朗人民”将对外部威胁做出强硬回应时，我们需要追问：这一姿态到底服务于谁的利益？
历史提供了一些线索。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无数伊朗青年被送上战场，战争的持续与宗教政权的意识形态强化密切相关。1990年代，当拉夫桑贾尼政府试图优先发展经济时，哈梅内伊却强调捍卫宗教价值观的优先性，表示“如果只是迷恋于经济增长而忽略道德提升，伊斯兰革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在更实际的层面上，一个与哈梅内伊权力密切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壮大。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更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控制着石油、建筑、电信等关键经济领域。这一集团与宗教领导层形成某种共生关系：宗教权威赋予其合法性与特权，而革命卫队则成为政权的安全支柱。
同时，石油经济为这一体制提供了独立于社会征税的财政基础。政权无需过度依赖民众税收，也就减少了向民众负责的压力。资源分配往往倾向于特权集团，普通民众却要承受经济制裁、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压力。当经济困境引发不满时，政权常常诉诸民族主义与反西方叙事，将问题归咎于外部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哈梅内伊的强硬言论或许更多反映的是政权维护自身合法性和统治稳定的需要，而非普通伊朗民众的实际诉求。对于许多普通伊朗人——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可能是就业机会、物价稳定、个人自由和社会开放，而非与美国的对抗姿态。
伊朗的政治现实呈现出一个深刻的悖论：一个声称代表神圣意志和人民意愿的体制，却不得不周期性地动用武力压制部分人民的表达；一个高举反帝国主义旗帜的政权，其维护统治的方式却可能背离了许多普通民众的基本诉求。
哈梅内伊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来自伊朗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变化。超过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接触世界，他们的观念越来越世俗化、多元化。而统治集团与这部分民众之间的观念鸿沟正在扩大。
2015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关于2009年选举，有19%的受访者认为存在舞弊，22%表示不了解或不愿置评。虽然多数人接受了官方结果，但相当一部分民众，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居民，对政权持怀疑态度。社会分裂显而易见。
问题的核心或许不在于哈梅内伊个人，而在于他所象征的那种权力结构——一种将特定宗教解释和政治主张置于多元社会意愿之上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代表”不再是民意的反映，而成为一种宣称和定义。
真正的代表性应当建立在几个基础上：不同声音能够自由表达与竞争，权力受到制度性制衡，统治者对民众负责且可被问责。在这些方面，伊朗现行体制显然存在根本性缺陷。
当哈梅内伊再次宣称“伊朗人民”将如何行动时，值得倾听的不仅是他的声音，更应是那些在街头抗议中被压制的声音、在选举中未被充分计数的声音、在日常生活的挣扎中沉默的声音。这些声音共同构成了伊朗人民的复杂图谱，而任何单一领袖或集团都难以完整代表这一图谱的全部色彩。
伊朗的未来，终将取决于这八千万人如何协调他们不同的声音与愿景，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权威与自由之间找到平衡——这一进程需要的不是某个领袖的宣称代表，而是真正包容的对话与制度创新。只有到那时，“伊朗人民”这一称谓才能摆脱被定义的命运，成为每个伊朗人自我定义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