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刷到一段据称出自作家刘震云的名理哲言，内容大约是说，上班最可怕之处，是让人因盼着退休而期待衰老，它磨灭了人对时光的感知，让我们为了供养终将老去的躯壳疲于奔命，却忽略了与自身相伴一生的灵魂。尽管无从考证此言是否真的出自名家之口，但它借着名人的光环迅速扩散，触动了不少劳动者心中那根敏感的弦，引发一片唏嘘与共鸣。
然而，共鸣不等于真理，流行不意味着正确。剥开这段文字感性而忧郁的外衣，其内核充斥着的，是一种对生活本质的严重误读，以及对个人选择与市场逻辑的根本性否定。将上班描绘成一种令人绝望的、异化人性的可怕过程，非但矫情做作，更是在观念上错得离谱，其传播带来的隐性危害，远比一时的情绪宣泄更为深远。
这套说辞的第一个致命伤，在于它巧妙地将“自愿”替换为“被迫”，将“权衡”扭曲为“牺牲”。
说话者描绘了一幅惨淡图景：人们日复一日奔波，只为供养一副终将褶皱的躯壳。言下之意，上班是外界强加于个体的苦役，是生命在无情机制下的被动消耗。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没有人是被绳子捆绑着押送到工位上的。每天早上，数以亿计的人们起床、通勤、走进办公室或工厂，这是一个持续发生的、大规模的自发行动。经济学中有一个朴素而坚固的原理：人的行动揭示其真实偏好。一个人可能每晚睡前抱怨工作，但次日清晨仍准时出门，这一行动本身便宣告了他的最终裁决——在当下所有可选项中，上班带来的综合收益（主要是经济收入）在他心目中，依然高于不上班（无论是休息、娱乐还是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满足感。
劳动本身会带来疲乏与厌倦，这被称为“劳动的负效用”。正因为如此，雇主才需要支付工资作为补偿。一个人选择忍受这份“负效用”，是因为他判断，工资所能兑换的商品与服务——无论是家人的衣食住行、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医疗，还是个人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其价值总和，超过了休息与闲暇所能提供的快乐。这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价值排序和边际抉择过程。
对于想要买房安居的青年，多工作可能意味着离安身之所更近一步；对于养育子女的父母，加班赚取的奖金可能就是陪同孩子假期出游的开销来源。反之，一个已积累足够财富的人，或是对物质需求极低的人，完全可以选择一份清闲的工作，甚至阶段性“躺平”。无论是渴望加班赚取高薪，还是满足于“做一休三”，都是其自身欲望与处境权衡后的自由呈现。
将这种基于自由意志、服务于自身需求的主动选择，悲情化为一种被迫的、吞噬灵魂的“可怕”过程，不仅是对亿万劳动者理性决策能力的侮辱，更是混淆了“自主选择”与“外部强迫”的根本区别。这种论调的本质，是用一种文艺的、感伤的情绪，掩盖了生活需要交换、幸福需要代价这一基本现实。它不是清醒的认知，而是拒绝承担选择后果的矫饰。
这套观点的第二个谬误，在于它人为地、绝对地将“工作”与“关照灵魂”、“珍惜鲜活时光”对立起来，仿佛两者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
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工作只是在“供养躯壳”，是纯粹机械的、损耗性的活动，而真正的生命意义、灵魂滋养，只存在于工作之外的“闲暇”之中。这种二分法既狭隘，又脱离实际。
首先，对于许多人而言，工作本身就是生活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场域。一位工程师攻克技术难题，一位教师看到学生成长，一位医生成功救治病患，一位工匠完成精美作品——在这些时刻，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创造性和对社会与他人的联结感，本身就是对“灵魂”最深切的关照。这种精神层面的回报，有时甚至超越经济收入。将工作矮化为毫无内在价值的苦役，完全抹杀了人类通过创造、协作与专业精神实现自我的可能性。
其次，正是通过工作获取的经济资源，才为所谓的“关照灵魂”提供了物质基础。读书、旅行、艺术欣赏、亲友相聚、发展业余爱好……这些滋养精神的活动，哪一个不需要时间与金钱的支撑？而时间与金钱，在现代社会分工中，大部分恰恰需要通过参与市场合作（即上班）来换取。企图抛开生产谈消费，跳过积累谈享受，不过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已经表明，闲暇作为一种“奢侈品”，其增长永远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与物质丰裕的基础之上。是市场驱动的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让我们从终日劳作仍食不果腹，逐步走向可以有周末、有假期、有退休生活的今天。
那种认为可以绕过工作、直接抵达纯粹精神生活的想法，实质上是将“消费”与“生产”割裂，幻想不劳而获的永恒闲暇。它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不工作，我们用以“珍惜鲜活时光”的资源从何而来？难道要靠幻觉供养吗？
这类言论最值得警惕之处，不在于它说错了什么，而在于它说得如此动人，如此易于传播，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毒化社会的健康观念。
它将复杂的个人职业选择、市场契约关系，简化为一个单薄的、充满悲情色彩的对抗性叙事：一边是“被磨灭感知力的个人”，另一边是抽象而邪恶的“上班机器”。这种叙事迎合了人们在疲惫时天然的情绪出口，极易引发共鸣，但它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在制造并放大对立。
当上班被普遍描绘成“可怕”的、异化的事情时，其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劳动者是悲惨的受害者。这种观念一旦成为主流情绪，就会侵蚀社会合作的信任基础。它将复杂的个体选择与契约问题，简化为压迫与反抗的叙事。
企业与员工，本质上是市场中基于自愿的合作伙伴。企业提供资本、组织与平台，员工提供技能与时间，双方通过契约各取所需。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依赖于双方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员工可以自由择业、离职，企业可以自由招聘、解雇（在合同约定内）。正是这种流动性，构成了对双方权利的相互制衡与保护。
然而，当“上班可怕”这类情绪化论调泛滥，会无形中塑造一种反市场、反企业的社会心理。它引导人们将自身处境的不如意，简单归咎于“上班”这个制度本身或抽象的“资方”，而不是去具体分析个人技能、行业周期、经济环境等复杂因素，更忽略了自身在其中的主动选择权。长此以往，只会催生抱怨文化，削弱个人奋斗、专业精进和自我负责的精神。
更严重的是，这种被煽动的对立情绪，往往成为某些不合理政策呼吁的舆论温床。当“保护劳动者”被简单等同于“反对加班”、“强制休假”、“提高福利”时，其经济后果可能事与愿违。脱离生产率水平、强行限定工作时间或提高用工成本，只会导致企业收缩规模、减少招聘，最终让就业机会变少，劳动者（尤其是最需要工作的群体）的选择空间反而被压缩，处境可能更糟。情绪绑架理性，最终伤害的往往是情绪煽动者声称要保护的那些人。
上班并不可怕。它是个体在现有约束条件下，为追求更好生活而做出的自主行动。它可能辛苦，可能重复，可能充满挑战，但这正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是我们在现实中构建意义的必经之路。将这份自主的、负责任的努力污名化为对灵魂的摧残，是一种怯懦的逃避，也是对无数认真生活者的不敬。
我们需要摒弃这种矫情而有害的受害者叙事，回归基本的常识与理性：工作是一份自愿缔结的契约，其核心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清晰的规则，是自由的选择。我们工作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与家人的需求，实现个人价值排序中那些重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他人合作，为社会创造价值，也为自己积累资本（无论是金钱还是经验）。
与其沉溺于“上班可怕”的哀叹，不如认真地去思考：到底是企业多了对劳动者有利？还是企业少了对劳动者有利？到底怎样才能让企业多起来？天天骂着企业并要求多管一管的话，企业到底是会变多还是会变少？劳动者到底是因此受益？还是受损？弄清楚这些问题远比娇柔做作的煽情更加重要。
理解市场合作的互惠本质，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才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远比将一切不如意归咎于“上班”，并在悲情中期待“退休”的拯救，要靠谱得多，也勇敢得多。那个“与自已同生共死、相伴一生的灵魂”，恰恰需要在现实的耕耘与创造中，而非在虚幻的疏离与抱怨里，获得真正的安顿与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