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苏联“大清洗”运动，是20世纪苏联历史上一场惨痛的悲剧。在此期间，苏联约有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包含集中营、流放等相关死亡的总人数，大概率在100万—200万区间内。其中出席苏联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处决；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5人被杀。
它并非一次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斯大林执政时期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集中体现。要理解斯大林为何发动这场波及数百万人的大规模镇压，必须将其置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联国内外错综复杂的背景之中，从权力斗争、理论误区、现实困境、个人特质以及迫近的战争阴影等多个维度进行剖析。这场运动的原因交织重叠，共同构成了推动历史走向恐怖深渊的合力。
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核心动机之一，是巩固其个人的绝对权力，消灭任何可能挑战其权威的势力。经过20年代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等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在30年代初已成为苏联无可争议的领袖。然而，权力的集中并未消除他内心的不安。那些曾与他并肩战斗、资历深厚、享有威望的老布尔什维克，即便表面上已臣服，但在斯大林看来，他们依然是潜在的威胁，是列宁时代政治记忆的载体，可能对其路线和政策构成质疑。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基洛夫遇刺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无论真相如何，斯大林迅速将此事定性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的阴谋，借此横扫昔日的反对派及其同情者。通过1936年、1937年和1938年的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以及大量的秘密审讯，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为代表的一大批老革命家被扣上“间谍”、“杀人犯”、“人民敌人”的罪名并遭处决。这不仅仅是报复过去的政敌，更是为了彻底铲除可能形成新反对派的基础，确保党内只剩下对他绝对忠诚、唯命是从的干部。借此，斯大林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彻底转化为个人独裁，完成了权力的终极垄断。
斯大林为其清洗行动提供了一套自洽但致命的“理论”依据，即“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论断。按照这一逻辑，随着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推进，已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残余会进行更疯狂的反扑，他们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渗透进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因此，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清洗，才能保卫革命成果。
这套理论在实践中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它将党内一切正常的意见分歧、政策争论，乃至对工作中困难与失误的反思，都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将持不同看法者轻易地划为“阶级敌人”。更为关键的是，它为斯大林推卸政策失误的责任提供了完美的“替罪羊”机制。20年代末开始的强制集体化和超高速工业化，虽然取得了重工业建设的显著成绩，但也造成了农业严重歉收、1932-1933年的大饥荒、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困难、党群关系紧张等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些自己主导的政策带来的困境，斯大林不愿从经济规律或政策本身进行反思，而是将之归咎于“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外国间谍”的阴谋捣乱。通过公审和宣传，他将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自身导向了那些被指控的“敌人”，既转移了矛盾焦点，又将自身塑造为挫败阴谋、拯救国家的“救星”。
30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急剧恶化。纳粹德国在希特勒领导下迅速崛起并公然扩军备战，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径日益猖獗，西班牙内战爆发，英法等国推行绥靖政策，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前景黯淡。斯大林敏锐地感觉到了战争危险的逼近。
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内心产生了对“第五纵队”的深刻恐惧。他担心，一旦战争爆发，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打击的各类人员——前反对派成员、被流放的“富农”、对现状不满的知识分子、以及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可能会与外部敌人里应外合，颠覆苏维埃政权。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当时确有外国情报机构试图在苏联境内活动。然而，斯大林将这种威胁无限放大，陷入了病态的猜疑。他认为，必须在战争来临前，以最严厉的手段提前“净化”内部，清除所有不可靠的分子。1936年底，他在与日丹诺夫联名发出的、以叶若夫替换雅戈达执掌内务部的电报，常被史学家视为在战争前夕消灭潜在“内部敌人”的明确信号。其亲密战友莫洛托夫晚年仍坚持认为，正是1937年的大清洗，使得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变和“第五纵队”。这种以预防性恐怖来确保战时稳定的思维，成为推动大清洗走向高潮的直接动力之一。
斯大林的个人集权与苏联当时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密不可分，而这种体制本身也滋生并加剧了清洗的恶性循环。斯大林模式的核心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权力自上而下单向运行，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与法制约束。各级干部只需对上级负责，官僚主义、特权现象、欺上瞒下之风盛行。
如何解决这些体制性矛盾？斯大林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层面寻求改革。一方面，他早在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另一方面又坚信“资本主义包围”下间谍破坏活动无处不在。这种矛盾的认识使他将内部的管理问题、社会矛盾一律“敌我化”。他将体制弊端带来的效率低下、事故频发（如工业生产中的故障）解释为“破坏行为”，把干部队伍中的不良作风视为“反革命阴谋”的表现。于是，不间断的清洗和镇压，成了他解决一切复杂社会问题、维持系统运行的唯一且简单粗暴的工具。体制的缺陷催生了清洗的需求，而大规模的清洗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专断和恐怖统治，使体制更加僵化，失去了自我调整和修复的能力。
历史人物的个人特质在关键时刻往往能放大历史的轨迹。斯大林性格中的多疑、记仇、冷酷以及对暴力手段的崇尚，在大清洗中留下了深刻的个人印记。他长期处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妻子阿利卢耶娃的自杀、亲密战友基洛夫的遇刺，都加剧了他对周围所有人的不信任感，发展到近乎偏执的地步。他对那些能力出众、可能功高震主者心存嫉妒，对历史上曾与他有隙者耿耿于怀。
斯大林的统治哲学深深烙印着暴力色彩。他欣赏俄国历史上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等铁腕统治者，认为社会变革和政权巩固离不开强制与暴力手段。在他看来，为了伟大的革命目标，牺牲个体乃至群体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为了抓住少数真正的敌人，即使牵连大量无辜也在所不惜。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漠视，使得大清洗在操作层面变得异常残忍，刑讯逼供、捏造罪名、株连家属成为常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一只听命于他个人的恐怖工具，斯大林将个人的猜忌与权谋变成了国家的政策，将一场政治肃清演变成席卷社会各阶层的“大恐怖”。
所以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是巩固权力、错误理论、战争焦虑、体制困境与个人性格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层层递进的结果。它始于斯大林清除政治对手、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初衷，在其“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错误指引下愈演愈烈；因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及其可能引发的内部叛乱的深度恐惧而达到高潮；苏联高度集权却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土壤和加速器；而斯大林本人多疑、冷酷的性格特质则为其注入了残酷无情的具体色彩。
这场运动以“净化”和“保卫”为名，实则造成了苏联党和国家宝贵干部资源与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法制与民主原则，扭曲了社会道德，最终巩固了斯大林模式的僵化体制，并对苏联未来的发展乃至最终的命运产生了深远而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