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广东程序员不幸猝死的新闻，再次占据了公众的视线。惋惜与悲痛之余，我们目睹了一场熟悉却又令人不安的舆论狂潮。媒体报道的笔触聚焦于“低薪”、“过劳”、“冷漠的公司”，字里行间构建出一幅标准的“资本压榨劳工”的悲情叙事。一时间，群情激愤，对“黑心企业”的口诛笔伐，以及对“加强管制、保护劳工”的强烈呼声，如潮水般涌来。
我们理解，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愤怒与同情是最快穿透屏幕的情绪。然而，当本该传递事实、促进理解的新闻报道，悄然蜕变为一台精心设计的“情绪加工厂”；当一些声音，甚至包括部分被寄予更高期待的官方媒体，开始熟练地运用“选择性呈现”、“单一归因”和“情绪锚定”的手法，将个体的不幸悲剧强行嫁接至宏大的“劳资对立”框架时，我们必须停下脚步，冷静思考：这番看似“为民请命”的呐喊，最终会将我们引向何方？
任何个体的不幸，尤其是猝然离世，都值得我们最深切的哀悼和严肃对待。事件本身涉及死因认定、工伤赔偿等具体法律与契约问题，本应在一个理性和规则的轨道上寻求解决。然而，在当下的舆论场中，一种危险的倾向正在蔓延：事件不再被当作需要厘清的个案，而是被迅速“升华”为佐证某种对立叙事的符号。
媒体刻意突出“3000元底薪”与“一个人干七个人的活”等悲惨境遇，刻意淡化或忽略行业特性、个人选择、契约的具体内容以及其他复杂背景，报道者成功地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发生了什么”和“该怎么办”，转移到了“应该谴责谁”上。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被轻易地推上了“剥削者”的道德审判席。这种手法的本质，是将多维、复杂的市场合作与个体选择，压缩成一出简单的“强者欺凌弱者”的道德剧。
它迎合了人性中固有的同情弱者和对不公的愤怒，却巧妙地模糊了事实：比如，媒体标题突出底薪3000，但正文也直言月薪到手1.9万元，税前2万+，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上社保个税等，企业每月支付的开支至少在2.6万左右，假设媒体标题中写着到手工资1.9万，那还能抓人眼球突出悲惨吗？还有“一个人干七个人的活”，这个又是怎么量化与认定的？已经是完全属于抛开事实不谈了。
当媒体本应公正客观的报道沦为煽动情绪成为主导，理性讨论的空间便被急剧压缩，剩下的只有标签与站队。
这种叙事最致命的危害，在于它系统性地毒害社会赖以繁荣的根基——信任与合作。它不断向劳动者灌输一个观念：你的老板不是你的合作伙伴，而是你的对立面；你的每一分辛苦，都是在为“资本家”的利润添砖加瓦；你的困境，根源不在于自身技能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而在于对方的“黑心”。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奴役”。它教导人们放弃“自我负责”的成年人态度，将个人境遇的改善完全寄托于对外部的指责和索求。当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劳资关系便从潜在的合作共赢，异化为时刻戒备的零和博弈。员工视企业为不得不防的“贼”，企业视员工为可能引爆的“雷”。那种基于共同目标、通过自愿交换创造增量财富的合作精神，消散殆尽。
更危险的是，这种舆论氛围会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逼迫政策制定者做出“顺应民意”却违背经济规律的干预。从美国《瓦格纳法》确立工会垄断谈判地位，到欧洲各国僵化的劳动法规，其最初的推动力，往往正是这种被媒体和舆论煽动起来的、对“资本原罪”的集体声讨。
那么，顺着当下某些声音呼吁的方向前进，真的能保护劳动者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恰恰是一条“饮鸩止渴”的死路。
假设舆论成功推动立法，强制大幅提升最低工资、严苛限制工时、赋予工会极大的垄断性权力（如禁止非工会成员就业、享有不可解雇的特权），短期内，一部分在职劳动者（尤其是能够进入垄断体系的）或许能享受到更高的账面薪资和福利。然而，经济规律如同地心引力，从不因美好的愿望而失效。
如果法律规定就能提高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话？那为什么法律不规定人人都是亿万富翁呢？法律虽然没有这么规定过，但现实中的确出现过，津巴布韦曾经发行过面值百万亿的钞票，但却连一个鸡蛋都买不到，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又都有哪些国家在哪些时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事实上，当法律强行干预并扭曲劳资关系时，其后果与路径是清晰的：
一、企业成本激增，需求萎缩：劳动力价格被人为抬高至市场均衡水平之上，企业最直接的反应是减少雇佣。它们会更倾向于用机器替代人力（如用AI编程、自动化测试替代部分程序员工作），或将业务外包，甚至取消岗位。
二、就业门槛高筑，底层劳动者受害最深：首当其冲的，恰恰是那些技能较低、经验不足、最需要工作机会的年轻人、大龄求职者和转型困难群体。他们被“保护性”法律挡在了正规就业市场之外，要么陷入长期失业，要么被迫进入更不稳定、保障更差的“地下经济”。
三、资本用脚投票，产业空心化：当某个地区的用工环境变得成本高昂、僵化且充满对抗风险（如随时面临罢工）时，资本会选择逃离。这正是美国“铁锈带”诞生的核心逻辑：强大的汽车工会、钢铁工会为成员争取到了令人艳羡的工资和福利，代价却是底特律、匹兹堡等工业巨擘的成本竞争力丧失殆尽，最终工厂纷纷关闭或迁往南方、海外，留下整片整片废弃的厂房和绝望的失业大军。所谓的“保护”，最终保护了少数人的“铁饭碗”，却砸了整个地区所有人的“饭碗”。
四、社会整体受损，物价上涨，实际购买力下降：企业成本最终会传导至产品与服务价格。同时，由于生产受抑制，社会总财富增长放缓甚至减少。这意味着，即使部分人的名义工资上涨，其实际购买力也可能被物价上涨所吞噬。所有人，包括那些“被保护”的劳动者，都将生活在一个商品更贵、选择更少、机会更稀缺的环境里。
“铁锈带”并非一个天然的地理称谓，而是错误政策结出的苦果。它指向的是美国中西部曾经辉煌、如今衰落的工业地区。从匹兹堡的钢铁到底特律的汽车，这些地区的衰落，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全球化冲击”和“外国廉价劳动力”。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其内部：日益强大的工会特权、不断攀升的强制福利、僵化解雇困难的劳动法规，以及由此催生的高昂营商成本和对抗性的劳资关系。这迫使资本和企业撤离，去寻找更能自由合作、更尊重契约精神的地方。
反观今日我们面临的舆论环境，一些声音所鼓吹的，不正是强化这种对抗性叙事，呼吁建立具有垄断特权的劳工组织，推动更多强制性管制吗？这与当年将美国制造业推向悬崖的力量，在逻辑上何其相似！如果我们也走上这条道路，那么今天为程序员猝死而呐喊的“正义之士”，或许正在亲手为我们国家的某个未来“铁锈带”奠基。这让我不得不怀疑，国内的某些媒体或意见领袖，是不是打入我国内部的敌特分子，变着法的想搞破坏？
真正的劳动者权益，从来不是通过撕裂社会、敌视创造就业的企业来实现的。它植根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重自由契约：劳动者与企业主是平等的市场主体，自愿缔结的雇佣合同是双方合作的基石。法律的作用应是保障契约的履行与纠纷的公正解决，而非越俎代庖，规定合同的具体内容，剥夺双方自由选择的权利。
二、相信市场竞争：企业之间对优秀人才的竞争，才是驱动工资上涨、福利改善的最持久动力。硅谷程序员的高薪，并非工会斗争的结果，而是全球企业对稀缺技术人才激烈竞价的产物。一个繁荣、充满活力的市场，才能创造出源源不断的高薪岗位。
三、明晰个人责任：劳动者最可靠的“保护伞”，是自身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本价值与技能稀缺性。将个人命运的改善，寄托于提升自我、适应市场需求，远比寄托于对抗一个抽象的“资方”更可靠、更可持续。
四、认清双重身份：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出售劳动力或其他商品），也是“消费者”。打压企业、抬高劳动力成本，在作为“生产者”时看似有利，但作为“消费者”时，必然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涨和服务质量下降的代价。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鼓励生产、扩大供给，从而让所有人能以更低的价格享受更多的商品与服务。
广东程序员的不幸猝死，是一个需要妥善处理的悲剧，但它不应成为一场摧毁社会合作精神的舆论燃烧弹。当媒体的聚光灯不再用于探求真相、促进理解，而是热衷于点燃对立、收割流量时，我们每个人都应保持警惕。因为历史的教训早已写就：那条看似充满道义激情的对抗之路，其终点站往往是所有人的共同贫困与一片锈迹斑斑的废墟。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对抗与管制，而是对经济规律的敬畏、对契约精神的尊重，以及回归那个最朴素的常识——繁荣源于合作，而非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