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26年2月28日，伊朗首都德黑兰发生爆炸。随后，以色列宣布袭击伊朗，以安全官员称对伊朗的袭击是美以共同行动结果。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和美国过去24小时评估认为，与伊朗没有谈判的可能，所以发动了此次打击。另据央视新闻报道，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
这一幕，仿佛是历史在循环播放——从冷战时期的代理人冲突，到新世纪的反恐战争，再到如今大国间的直接博弈，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力量，似乎总能找到理由跨越国界，将意志强加于他国之上。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全球军事干预权，究竟从何而来？美国是如何从一个建国先贤谆谆告诫“不要卷入旧大陆纠纷”的共和国，演变为今天这个军事基地遍布全球、舰队游弋于各大洋、动辄对他国发起军事打击的军事霸权国家的？其基石，并非一日铸就，而是一段漫长、复杂且充满悖论的历史进程的产物。
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第一块基石，奠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与废墟之上。当欧洲与亚洲的主要大国在战火中精疲力竭、满目疮痍时，远在北美的美国却独善其身，其本土工业未受破坏，反而因战争需求而经历了爆炸式增长。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拥有压倒性的物质优势：其工业总产值占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近三分之二，钢铁、汽车、造船、军工等核心产业全球第一；黄金储备占全球总量近3/4，远超其他国家总和，奠定美元霸权基础。更重要的是，美国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科技，包括原子弹，并拥有一支规模空前、装备精良的海空军，航空母舰数量远超昔日的海上霸主英国。
然而，真正的霸权不止于纸面实力，更在于将实力转化为全球性的控制力。美国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窗口。一方面，它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经济援助，将西欧从崩溃边缘拉回，同时也使其在经济上深深依附于美国。另一方面，它在政治和军事上迅速填补了老牌帝国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从德国、日本到菲律宾、关岛，美国在全球建立了数百个军事基地，数十万美军驻守海外。一位美国政治家当时直言不讳地宣称：“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至此，“美国治下的和平”初现雏形，其军事力量的首要任务，从保卫本土，转变为“维护”由其定义的全球秩序。
如果说二战赋予了美国力量，那么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则为其全球军事存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与持续扩张的动力。面对苏联集团的挑战，美国彻底抛弃了历史上的“孤立主义”，高举“自由世界领袖”的旗帜。其军事战略的核心，从单纯的驻军威慑，演变为一套精密而庞大的体系。
首先，是联盟体系的制度化构建。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是其中最关键的发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将美国与西欧的军事绑定法律化、固定化。美国将军长期担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不再是临时性的，而是“共同防御”的基石。类似的模式在亚洲被复制，通过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安全条约，美国在东亚构建了前沿军事存在。这些联盟体系巧妙地将美国的霸权诉求，包装成“共同安全”的需要，使盟友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从而在政治和外交上不得不与之协调步伐。
其次，是“遏制”战略下的全球干预。为了阻止苏联及其意识形态扩张，美国将其军事行动的范围扩展到全球每一个角落。从朝鲜半岛的热战到越南丛林的泥潭，从柏林空运的危机到加勒比海导弹的对抗，美国的身影无处不在。它不再仅仅满足于保卫既有的势力范围，而是主动出击，通过军事援助、顾问培训、秘密行动乃至直接出兵，介入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一时期，美国军事行动的逻辑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预防性干预和塑造地缘政治环境，变得与直接防御同等重要。军事力量不仅是盾牌，更成了塑造世界格局的主动工具。
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并非仅靠飞机大炮就能维持。它背后有一个更为隐秘而强大的支撑系统——美元霸权。二战后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尽管该体系在70年代瓦解，但美元凭借其先发优势、美国强大的金融市场以及最关键的一点——对全球贸易结算和支付系统的掌控，依然保持着核心地位。
全球超过80%的贸易结算通过SWIFT系统进行，而美国的CHIPS系统则处理着绝大部分的银行同业美元清算。这意味着，任何国家若要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就很难完全绕开美元体系。而美国则可以通过切断一国接入这些金融网络的渠道，实施极具杀伤力的金融制裁。这种能力，被学者称为“金融的武器化”。
美元霸权与军事霸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共生循环：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美元的国际信用和流通安全提供了终极担保，确保石油等关键大宗商品交易继续以美元计价；反过来，美元带来的“铸币税”和全球资本流入，又为维持天价军费、研发尖端武器、在全球部署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美国可以承受巨额的贸易和财政赤字，部分原因正是全世界都在用真金实货换取并持有美元资产。军事力量保护了美元的生命线，美元又为军事扩张输血，两者相互强化，构成了美国霸权最坚固的双支柱。
而霸权一旦启动，便会催生出维持其自身运转的强大内部利益集团和思维惯性。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离职警告中提到的“军工复合体”，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庞大的国防开支，养活了从武器制造商、军事科研机构到国会游说集团的巨大利益链。战争与军备扩张，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订单、利润和就业。
这种经济结构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政治与战略文化。为了证明巨额军费开支的合理性，为了给先进武器寻找用武之地，为了维持相关产业和地区的就业，美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存在一股强大的动力，去寻找甚至塑造“敌人”，去维持一种“永久战争”或“高度戒备”的状态。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到后冷战时代的“流氓国家”、“恐怖主义”，再到如今被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国，外部威胁的叙事不断演变，但服务于军事霸权体系内在需求的功能却一以贯之。
此外，技术进步也重塑了美国的军事干预模式。二战中确立的空中优势，在战后发展为“空中制胜论”和“精确打击”理念。从朝鲜、越南的轰炸，到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空袭，再到无人机在反恐战场上的广泛应用，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高技术、低人员伤亡（己方）的远程打击方式。这种方式降低了国内的政治阻力，使得军事干预的决策门槛看似降低，进一步强化了其动用武力的倾向性。此次对伊朗的袭击，无论细节如何，无疑仍延续着这种“技术化”、“外科手术式”的霸权干预逻辑。
回望历史，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建立，是一条从“机遇性崛起”到“体系性构建”，再到“自我强化”的路径。它源于二战的历史性机遇，成型于冷战的意识形态对抗与联盟编织，巩固于美元与枪炮的共生关系，并最终被国内强大的军工利益集团和特定的战略文化所驱动和维系。
今天，当德黑兰的爆炸声再次响起，美以联合行动的背景音中，我们依然能清晰辨识出这套霸权逻辑的回响：基于自身单方面评估，绕过国际协商机制，联合核心盟友，对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这既是其强大军事实力的直接展示，也是其长期习惯于扮演“全球法官”与“执法者”角色的惯性使然。
然而，历史同样表明，霸权并非永恒。美国在全球的频繁军事干预，本质上是将其超强军力作为维护自身霸权与利益的工具，而非其所宣称的正义事业。这种行为代价高昂，往往给被干预国家带来深重的人道灾难与社会撕裂，同时也消耗了美国自身的国力，加剧了其国内矛盾。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单边行动，严重侵蚀了国际法治与主权平等原则，其长期结果是制造更多不稳定与仇恨，最终反噬其自身安全与国际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