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法定节假日安排公布，网络上总是一片抱怨之声。人们嫌弃拼凑出来的长假，渴望更多实实在在的假期。于是，多放假少调休这类呼声总能赢得大量点赞。表面看，这似乎是在为劳动者争取福利，充满了对休闲生活的美好向往。然而，稍加推敲便会发现，这类主张不仅逻辑上漏洞百出，实践中更会带来与初衷完全相反的后果——它确实会提升部分劳动者的福祉，但却是以损害更多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甚至拖累整个社会的经济进步为代价的。
高呼“多放假”的人，其潜台词往往是“要多放假，但不能降工资”。这听起来像是一份慷慨的礼物。但我们需要追问：这份礼物，最终由谁来买单？企业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向消费者出售产品或服务才能获取收入。一个员工一年创造的价值，大致是有一个市场范围的。现在，法律规定他必须多休息若干天，但企业仍需支付同样的工资，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企业必须在更短的工作时间内，从这位员工身上获得与之前同等的价值回报，才能覆盖成本，也就是增加老员工的工作强度。如果做不到，企业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减少雇佣这类员工以缩减成本，二是提高产品售价以转嫁成本。
减少雇佣，意味着就业机会变少，求职竞争加剧，最终依旧会导致工资水平下降。提高售价，则意味着所有消费者都要为这“多出来”的假期成本买单，社会整体物价被推高，所有人的实际购买力下降，福利缩减，企业也面临价格上涨后的销售经营困难问题。可以说，那些呼吁“多放假”的美好愿望，最终变成了砸向低技能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铁拳。
而支持强制休假的人，常有一种“家长式”的心态。他们默认劳动者懵懂无知且势单力薄，既不知道什么对自己好，也无力维护自身的权益；所以需要由他们——或他们寄望的某个权威——来统一安排作息。他们设计出一个“理想”的休闲蓝图，然后试图用法律的力量，将其强加给数千万家情况各异的企业和数亿需求不同的个人。
这何其荒谬！一个人如何平衡工作与休闲，本质上是最私人的价值排序问题。
对于一位初入职场、渴望积累经验和资本的年轻人，或是肩负家庭重担、需要支付房贷车贷、筹谋子女教育的中年人，多工作一小时，就意味着多一份收入，多一份应对未来的底气。而对于另一位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更看重生活品质与个人兴趣的人，他可能更倾向于“躺平”或从事时间灵活的工作。他的“少干活”，是享受，是自由，是另一种人生追求。
这两种选择，孰优孰劣？谁有资格评判？又凭什么用一种模式，去否定和取代另一种？
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自由选择与自愿契约。企业根据自身经营节奏和业务需求，提出用工条件；劳动者根据个人对收入与闲暇的偏好，决定是否接受。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各取所需。有人偏好高薪高压，就去投行、去互联网大厂；有人向往清闲稳定，就考公考编，或寻找作息规律的工作。这是一个动态匹配、自发秩序的过程。
而“多放假少调休”的立法呼吁，本质是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人的生活。它粗暴地打断了这个匹配过程，剥夺了企业和劳动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安排的权利。它把丰富多彩、因人而异的个人选择，压缩成一个单调的、僵化的模板。这非但不是进步，反而是一种巨大的倒退，是对个人自主权的严重侵犯。
另一个根本性的误解在于，许多人将“休闲”本身当成了可以追求的直接目标，仿佛通过一纸法令，就能无中生有地变出更多的闲暇时光。
然而，休闲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品”。它的满足，永远建立在生产丰裕的基础之上。一个人必须先生产出足够多的物质财富，解决了生存之忧，才有资格和底气去“消费”闲暇。一个社会，必须先有高度的资本积累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单位时间的劳动产出极大提升，才能支撑其成员在减少工作时间的同时，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平。
人类历史的进程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原始社会，人们终日劳作，仍食不果腹，何谈休假？农业时代，面朝黄土背朝天，休闲是贵族和士大夫的特权。直到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过去一两百年，随着私有产权保护、资本大量积累、技术持续突破，劳动生产率实现了指数级增长。我们才看到，工作时间从每周六天、每天十小时以上，逐步缩短到五天八小时。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开始尝试“上四休三”。
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是亨利·福特们引入了流水线，大幅提升了汽车生产效率，使得他能够率先给工人开出高工资并实行五天工作制；是市场竞争迫使其他企业为了争夺优秀的劳动力，纷纷效仿并提供更好的待遇；是无数企业家在利润驱动下，不断投资研发，改进管理，让我们的劳动变得越来越“值钱”。
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通过提高生产率，创造了增加休闲的可能性。法律和工会运动，只是在事后追认和普及了这种市场已然创造的成果，并常常将其功劳据为己有。它们绝不是休闲增加的“原因”。
如果本末倒置，企图在生产率没有实质性提高的情况下，通过立法强行“创造”假期，那就如同要求一个体重百斤的人，凭空举起千斤重担。结果只能是经济的萎缩和普遍的贫困。强制减少的工作时间，意味着减少的总产出。在蛋糕做小的情况下，要么每个人分到的份额（实际工资）减少，要么一部分人根本分不到（失业）。这时，多出来的“休闲”，带来的不会是惬意，而是焦虑和困顿。
至于许多人厌恶“调休”，认为它打乱了生活节奏，让人更加疲惫。这种感受是真实的。但“调休”现象的存在，本身恰恰说明了市场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国家统一规定的假期，是一种“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它无法顾及到：旅游业、餐饮业希望假期集中，以迎来消费高峰；制造业生产线希望假期固定，以方便安排订单和生产周期；有的劳动者希望长假出游，有的则只想在家休息；有的企业忙时希望员工加班，闲时愿意给员工放长假……
“调休”试图用行政手段，在僵化的框架内稍微腾挪，以满足“集中长假刺激消费”等宏观目标，但难免顾此失彼，让所有人都不完全满意。
其根本症结，不在于“调”得不好，而在于“统”得太多。如果将安排休假的权利，交还给企业和劳动者个人，通过自由契约去协商，问题就会简单得多。企业可以根据行业特点、项目周期、淡旺季，灵活制定年假、调休制度；劳动者可以根据家庭计划、个人状态，自主申请休假。想要攒个长假远行的，可以集中休假；只想平时多休息的，可以化整为零。市场会自发形成无数种匹配方案，远比一个中央计划者设计出的单一方案，更能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抱怨“调休”之乱，却呼吁用更多、更刚性的统一假期来取代它，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它只会将本就僵化的体系变得更加僵化，进一步压缩灵活选择的空间。
呼吁“多放假少调休”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温情，实则经不起推敲。它混淆了愿望与现实，用美好的目标为错误的手段辩护。它企图用立法强制取代自由契约，用统一规划取代个人选择，最终只会扼杀经济活力，损害那些它声称要保护的劳动者。
真正的劳动者权利保护，在于尊重经济规律，捍卫市场原则。政府最应该做的，不是直接规定放假几天，而是保护产权、尊重契约、减少行政干预、优化营商环境，创造一个让企业家敢于投资、勇于创新的大环境。当资本不断积累，技术持续进步，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时，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持续增加时，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就会持续增加，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到了那时，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休闲假期，自然会作为结果水到渠成地出现。
而那时，我们无需呼吁，也无需强制。每个人都能在经济繁荣的市场中，找到工作与休闲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平衡点，从容地安排生活，真实地享受自由。这，才是对所有劳动者最切实最长远的关爱。否则，强制干预之下，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和财产权受到种种限制，只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