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潇湘晨报引述华商报大风新闻的报道：天津武清区一马路十字口，被一排排新安装的隔离桩“切割”开。这些黄黑相间的金属桩成为一道道栅栏，将原本通畅的道路分割成狭窄的通道。车辆经过时不得不减速缓行，非机动车则在这些桩子间艰难穿行，一些电动自行车因无法通过被迫挤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抢道而行，存在安全隐患。城管部门称，安装隔离桩是为了阻止乱摆摊。
听起来好像挺合理。小摊贩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妨碍交通，管一管总是应该的。但稍微一想，就觉得不对味儿：为了防止摆摊，就让所有正常走路、骑车的人既添麻烦又增加风险，这道理说得通吗？
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厨房里发现了蟑螂，你不是去清理卫生死角、堵住缝隙，也不是用安全有效的药剂，而是干脆一把火把整个厨房点了。蟑螂是没了，厨房也没法用了。
这些桩子立在那里，首先是把所有非机动车通行的难度直接提高了好几个等级。
有网友反映，每天要骑电动车接送孩子上下学，隔离桩安装后，试过从桩子间穿过去，但车子总是卡住。没办法，只能骑到机动车道上，这样太危险了。司机张先生称，车行驶此处突然看到两排铁柱，只能降速行驶，车辆在一起互不相让，造成堵车，通过时间变得漫长。有网友称，附近一些老年居民的感受更为强烈，拄拐杖、坐轮椅的老人该如何通过这些隔离桩？
为了解决“乱摆摊”，反而使道路通行变得更加麻烦、更易拥堵以及风险陡增。这笔账，算清楚了吗？
安装隔离桩这类做法，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颇为流行的治理逻辑：为了解决一个看得见的、具体的问题（如摆摊），倾向于采取一种简单的、物理隔绝的、“一刀切”的手段。这种手段的特点往往是：
立竿见影：桩子一装，小摊贩的车辆确实进不来了，目标“达成”。责任清晰：措施是我（管理者）采取的，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了，我的“工作”完成了。成本转移：安装桩子的成本是财政支出，但由此带来的通行效率下降、安全隐患增加、市民时间损耗等巨大成本，则由所有使用道路的人默默承担。决策者自己，并不需要为这些衍生出来的“负面效果”买单。
这是一种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可以说是“头痛医头，顺便把脖子也打上石膏”。它只聚焦于消灭那个让管理者感到“刺眼”或“麻烦”的现象，却懒得去思考现象背后的成因，更不愿去评估治理措施本身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
小摊贩为什么爱在这个路口摆摊？是因为附近社区人口密集有需求？还是因为缺少正规、租金合适的集中经营场所？抑或是周边商业配套不足？如果需求是真实存在的，那么用铁桩子把空间锁死，需求就会消失吗？很可能，它只是转移到了下一个路口，或者以更隐蔽、更无序的方式存在。而铁桩子造成的麻烦，却留给了每一位守法通行的市民。
这引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城市道路，首先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管理者手中的画布，可以随意涂抹上“整齐”、“干净”、“便于管理”的颜料？还是市民赖以通行、维系日常生活运转的血脉通道？
当然是后者。道路的核心功能是通行。一切管理措施，都应当在优先保障安全、顺畅通行这一核心功能的前提下，再去考虑其他附属目标。当一项措施严重损害了通行这一基本功能时，无论它附带的目标多么“高尚”，都值得怀疑。
理想的城市治理，它的主要职责是疏导、是服务，让大家更安全、更高效地到达目的地，而不是到处设置路障，让每个人都走得磕磕绊绊，以此来证明自己“在管理”。
有人说，那乱摆摊就不管了吗？当然要管。但管理不等于蛮干。管理需要智慧，需要平衡，需要在多种价值之间做权衡。安全重要，秩序也重要，但市民的便利与生计同样重要。以牺牲一方来成全另一方，而且是牺牲大多数守法者的便利，去应对少数人的违规，这种逻辑难以服众。
天津那个路口的铁桩子，是一个缩影。它照出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治理惯性，一种成本外移的决策惰性，一种对市民日常生活细微痛点的漠然。
城市是人的城市，马路是让人通行的马路。一切设施的设置，最终都应回归到“为人服务”这个原点。评价一项政策，不能只看它解决了哪个领导关注的问题，更要看它给成千上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多方便，还是更多麻烦；是降低了风险，还是转移甚至增加了风险。
把通畅和安全还给马路，把选择和便利还给民众。这或许才是城市治理，最该有的温度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