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从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场景想起：一个人饿了，走进一家面馆，花十块钱买了一碗面。这笔交易里，没有谁强迫谁，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买的人不会抱怨“一碗面才多少成本，你竟然卖十块，真是黑心，我只给你五块”，卖的人也不会揪着顾客说“你必须买我家最贵的牛肉面”。交易能否达成完全取决于双方的自愿，双方最后都觉得自己得到了满足，一个填饱了肚子，一个赚到了面钱。
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剥去那些被人为赋予的复杂情感和道德外衣，其本质和上面这碗面的买卖并无不同。企业是劳动力的“买家”，它需要人手来组织生产、提供服务；劳动者是劳动力的“卖家”，他拥有时间、技能和精力，希望赚取报酬。双方在市场上相遇，企业亮出岗位需求与薪酬待遇，请大家注意，企业是花钱的一方，是劳动力的消费者；劳动者审视自身条件与需求，决定是否接受这个企业给出的“价格”。双方谈得拢，就签下一纸契约，开始合作；谈不拢，大可各自转身，继续寻觅。这本是一种基于自愿的双向选择，其核心是合作，而非对抗。
在这种自由的合作框架下，经济会形成一个自然的良性循环：企业为了竞争到更合适的劳动者，会努力改善管理、提升效率、优化待遇；劳动者为了获得更心仪的工作和更高的报酬，会主动提升技能、积累经验。企业得以发展，创造更多财富和就业岗位；劳动者获得稳定收入，进行消费，又创造更大的消费市场。买卖双方（企业与劳动者）都在这个过程中增进了自己的福利，社会总财富也因此不断增长。这本应是市场经济中最健康、最可持续的图景。
然而，现实中的舆论场和某些政策走向，却常常在将这幅图景推向它的反面。一种普遍而危险的误解，正将“合作”曲解为“压榨”，将“买卖”扭曲为“斗争”，其结果是，企业与劳动者这对本该互相合作、共同创造价值的伙伴，被生生推成了面对面互相提防、甚至互相伤害的“敌手”。
误解的起点，是将结果错认为原因，并进行道德污名化。
当我们在求职市场上看到，某个岗位薪资低廉，竞争却异常激烈；或者听到某个行业的劳动者抱怨收入增长缓慢，工作辛苦时，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叙事便会迅速占据上风：这一定是“黑心企业”在压榨、“无良老板”在剥削！劳动者是“弱势群体”，他们被“资本”无情地踩在脚下。
这种情绪化的判断，听起来充满道义感，却彻底搞错了因果关系。它忽略了一个最简单也最根本的经济学常识：价格，包括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此处，成本决定价格的谬论荼毒深远。
假设企业家开办一家工厂，计划用3000元的月薪招聘100名工人。他能开出这个价码，并不是因为他天生“黑心”，而是基于复杂的计算：他的产品在市场上能卖到什么价钱、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多少成本、同行业其他企业给出的薪资水平、以及当地有多少人愿意且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如果在这个薪酬水平下，有200人来应聘，说明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这个“价格”已经足以吸引到足够的供给。这就像果农的苹果大丰收，市场上苹果很多，买的人有限，苹果的价格自然就会下跌。苹果卖得便宜，不是因为买苹果的人心肠坏，而是因为供大于求。至于那些认为企业想赚多少就能赚多少的卧龙凤雏，现在创业没有门槛，可以自己尝试去办一家企业体验一下当老板的感觉，看自己能不能得偿所愿？
同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根本上是由像他这样的劳动者有多少（供给），以及需要这类劳动者的企业岗位有多少（需求）共同决定的。一个岗位若是有成千上万人争抢，雇主自然就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反之，如果一个顶尖人才全国难寻，企业自然会竞相开出天价薪酬，唯恐请不到。我们羡慕某些科技公司年薪百万招人，不是因为这些公司的老板格外仁慈，而是因为这些人才稀缺，企业需求强烈。
将工资低这一市场供需的结果，简单地归咎于企业单方面的“道德缺陷”，无异于果农卖不出去苹果时去指责消费者“心黑”。这不仅是找错了病因，更会开出一副足以致命的毒药。
基于这种错误的归因，一系列“治病”方案被提了出来，并且因其“保护弱者”的道德光环而广受欢迎：要求立法规定更高的最低工资、强制更短的工时和更长的带薪假期、设置极其严格且成本高昂的解雇程序、强制企业承担种类繁多的福利与社保支出……这些主张的核心逻辑是：既然企业“有钱”又“黑心”，那就通过外部强力，迫使它们把利润多分一些给劳动者。
愿望或许是好的，但经济规律冷酷无情，从不在乎愿望是否善良。这些强制性规定，无一例外都直接提高了企业雇佣劳动力的综合成本。企业主并非拥有印钞机的魔术师，每一分成本都需要精打细算。当雇佣一个人的综合代价（工资+社保+福利+潜在的解雇风险与赔偿）超过了这个人能为企业带来的预期收益时，企业理性的选择是什么？
第一，减少“雇人”。既然用工这么贵、这么“危险”，那我就少雇点人。原来计划招100人的，现在可能只招50人；能用机器替代的，尽快上机器。结果就是：就业岗位的总量必然减少。
第二，提高“售价”。增加的用工成本不会凭空消失，企业要生存，要么挤压其他利润空间（这会导致投资减少，长期来看还是损害就业），要么就只能将成本转嫁给产品的最终购买者——消费者。于是，物价开始上涨。
第三，干脆“退场”。当预期的利润被高昂的、不可控的用工成本侵蚀殆尽，当经营企业变成一件风险极大、动辄得咎的事情时，最精明的企业家会做出终极选择：收缩规模、停止投资，甚至关闭企业。资本会选择“躺平”或流向管制更宽松的地方。
此刻，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旨在“保护”劳动者的强制措施，到底带来了什么？
对于劳动者整体而言：一部分有幸保住岗位的劳动者，或许名义工资和福利有所增加（但这部分增加很可能被物价上涨抵消，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发达地区的高工资高物价），而更多的劳动者，则被那道由“最低工资”、“严格解雇保护”等人为筑起的高门槛，永远挡在了就业市场之外。他们连获得一份工作、积累经验、提升技能的起点机会都被剥夺了。劳动力市场的“买家”（企业）减少了、谨慎了，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是加剧的，“卖家”（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惨烈，实际议价能力不升反降。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企业活力受挫，创业热情降温，就业岗位的源头活水逐渐枯竭。与此同时，物价因成本等因素推动而上涨，每个人的生活成本都在增加。于是人们开始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业难、收入低→呼吁加强管制保护→企业成本增加、岗位减少、物价上升→实际生活压力更大，就业环境更差→再次呼吁更严格的管制→结果更糟……社会财富创造的引擎被一点点锈蚀，蛋糕不仅没有做大反而不断缩水，每个人能分到的部分都越来越小。
至此，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彻底变质。本应是自愿合作、互利共赢的伙伴，在无休止的管制与对抗性叙事中，变成了猜忌的、对立的双方。企业视员工为潜在的诉讼与成本风险，员工视企业为吸血的剥削机器。合作的基础——信任与自愿——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防备、算计与戾气。
那么，到底是谁让双赢变成了双输？
是那些将经济规律问题盲目道德化、情绪化的思维方式。它拒绝正视劳动力价格由供需决定的客观现实，并幻想通过对抗与强制就能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
是那些迎合上述情绪、采取“拔苗助长”式干预的舆论声势与短视政策。它以为强行把工资的“苗”拔高，就能收获硕果，却不知这只会让企业的“根”（投资意愿和雇佣能力）受伤，最终导致整片禾苗的枯萎。
最终，是我们每个人在角色认知上的错位与双标。当我们作为劳动者时，我们希望自己的劳动力能卖出天价；而当我们作为消费者时，我们又希望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极度廉价。我们忘了，企业支付的高昂用工成本，最终会体现在我们消费的每一件商品的价格里；我们为打击企业、驱逐资本的每一次欢呼，都可能是在敲碎自己或邻人的饭碗。
企业与劳动者，从来不是天敌，而是市场经济链条上互相依存、共生共荣的环节。真正的出路，在于打破那种将双方对立起来的迷思，停止那些基于错误归因的强制干预，重新回归到对自愿契约、财产权利和市场规律的尊重之上。只有创造一个让企业敢于投资、勇于扩张的宽松环境，让劳动力的“买家”（企业）多起来、竞争激烈起来，“卖家”（劳动者）的待遇才能真正水涨船高。
否则，在双输的道路上彼此消耗，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所有人都将成为自己短视与怒火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