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印度新闻信息局近日发布的年终经济评估报告显示，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报告乐观预测，印度有望在三年内超越德国，跻身全球前三。消息一出，不少印度媒体和民众欢呼雀跃，沉浸在世界第四的荣耀之中。
然而，若我们拨开总量的迷雾，审视另一组数据——人均GDP，便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2024年，印度人均GDP仅为2694美元，不足日本（32487美元）的十二分之一，也仅为德国（56103美元）的二十分之一。这一巨大反差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只谈经济总量，不谈人均水平，更像是一剂精心调配的致幻剂，让人在“世界第四”的荣耀光环中眩晕，却忽视了国家肌体深层的营养不良与结构失衡。
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无疑是印度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凭借其庞大的劳动力基数与持续的经济改革，在规模上实现了对老牌发达经济体的超越。从宏观叙事角度看，这似乎验证了其增长轨迹与潜力。报告中将印度称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并强调其具备保持势头的良好条件，也并非全无依据。近年来，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的进展有目共睹，莫迪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部分市场化改革，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
然而，经济学中一个朴素而至关重要的常识是：国家的富裕程度与民众的生活福祉，归根结底要看“人均”而非“总量”。印度的人均GDP水平不仅与日德等国有天壤之别，即便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并无显著优势。世界银行的榜单上，印度的人均GDP排名在百名开外，与它总量第四的位置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总量与人均的剧烈反差，并非印度独有，却是其当前发展阶段最尖锐的写照。它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蛋糕被极其庞大的人口分母所稀释，落实到每个普通民众手中的份额依然微薄。这种宏观叙事与微观体验之间的割裂，是任何华丽的总量数据都无法弥合的。
热衷于宣扬GDP总量超越，而刻意淡化或回避人均指标的讨论，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呈现，其背后有多重动机与效应。
对于执政者而言，总量超越是一个清晰、易懂且极具传播力的政绩符号。它能够迅速凝聚民族自豪感，转移对国内复杂社会矛盾的注意力，并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形象。在一个选举政治环境中，这样的经济成就更容易被转化为选票。相反，人均指标的落后，则指向资源分配、发展质量、贫富差距、社会福利等更棘手、更难以短期取得亮眼政绩的深层问题。
然而，这种“总量至上”的叙述，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潜藏着巨大风险。它容易让社会沉浸于虚妄的成就感中，忽视紧迫的结构性改革。当人们为“世界第四”欢呼时，可能不再关心为何仍有数千万印度人每日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为何青年失业率高企，为何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徘徊不前甚至下降，为何顶尖人才持续外流。总量光环像一层糖衣，包裹着的可能是增长动力单一、内需不足、区域发展失衡、制度成本高昂的苦涩内核。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实质性人均收入提高与广泛福祉改善的总量增长，是脆弱且不可持续的。它可能演变为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即数字上去了，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质量、社会的创新能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却没有同步提升。一些国家曾一度拥有傲人的GDP增速，却因未能妥善解决收入增长、产业升级、制度建设等问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长长期停滞。
而印度人均GDP的低水平，绝非一个孤立的数字，而是其经济与社会结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集中体现。
首先，它反映了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人均GDP在相当程度上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劳动人口的平均产出效率。印度的人均产出仅为日本的十二分之一，说明在技术水平、资本深化、劳动力技能、组织管理效率等方面，印度与先进经济体存在代际差距。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年轻的年龄结构之一，超过四分之一人口介于10至26岁，但“人口红利”能否转化为“发展红利”，完全取决于能否为这些年轻人创造足够多、足够好的就业岗位。目前看来，印度在吸纳庞大劳动力进入高生产率部门方面，挑战巨大。大量劳动力仍滞留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与非正规服务业，制约了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
其次，它暴露了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印度的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由中低端服务业（如软件外包）驱动，而能广泛吸纳就业、提升民众技能的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却发展相对滞后。莫迪政府力推的“印度制造”计划，成效并未完全达到预期。印度过去十年呈现制造业岗位萎缩、农业就业逆势大增的“逆工业化”特征，核心源于制造业吸纳能力不足、劳动力转移受阻、结构性失衡与制度约束叠加，疫情则加剧这一趋势，陷入“无制造业升级的增长”与“无就业扩张的工业化”困境。
再者，它指向了制度与政策环境的挑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印度在营商便利度、合同执行、跨境贸易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障碍。复杂严苛的劳动法规、低效的土地交易制度、时而出现的政策反复与保护主义倾向，增加了企业运营的制度性成本，影响了国内外资本长期投资的信心。尽管莫迪政府推行了诸如商品与服务税改革、破产法改革等措施，但深水区的改革，如土地法、劳动法的彻底修订，仍阻力重重。这些制度性成本最终会传导至经济整体效率，影响人均产出的提高。
最后，人均数据的低迷也与社会基础投资的不足相关。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投入，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生产力的提升。印度在基础教育质量、公共卫生普及等方面仍有长路要走。这些社会指标的改善，是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长期基础，但往往需要巨额投入且见效周期长，容易被追求短期GDP增速的政策所忽视。
印度的案例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对国家发展的评估，必须超越GDP总量的单一维度，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衡量尺度。发展的终极目的，是让每一个国民的生活更富裕、更自由、更有尊严。这意味着，除了经济规模，我们更应关注：
人均收入与购买力：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以及这些收入能换取的商品与服务。就业质量：是否创造了足够多稳定、有保障、有前景的工作岗位，而不仅仅是低端临时岗位。经济结构的健康度：是否建立了有韧性、有创新力、能持续升级的产业体系。
在这方面，印度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其经济报告中亦承认，面临创造高质量就业以吸纳年轻劳动力的挑战，并强调要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增长”。关键在于，能否将这种认识转化为突破既得利益藩篱、推动深层改革的实际行动，而非停留在宣传话语中。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同样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印度的经验与教训同样珍贵。它提醒我们，赶超战略不能沉迷于总量排名的虚荣，而必须夯实人均发展的根基。
印度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是一个值得记录的经济事件。但人们不能只沉浸于总量规模带来的国际声望与潜在影响力；更需要认识到人均GDP水平所揭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严峻现实。
真正的智慧与勇气，在于不被总量的光环所迷惑，坦诚面对人均的落后，并以此为契机，推动那些真正能提升经济竞争力与人民福祉的艰难改革。这不仅是印度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所有追求发展的国家都应引以为鉴的深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