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人均实际工资同比减少1.3%，连续4年负增长。若将时间线拉长，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实际购买力几乎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原地踏步甚至萎缩。一个曾经创造经济奇迹、从战后废墟迅速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为何会陷入如此持久的停滞？
要理解今日的困境，必须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彼时的日本，经过战后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汽车、电子到精密机械，“日本制造”风靡全球。然而，在繁荣的表象下，一场巨大的资产泡沫正在悄然形成。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下，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东京都的地价一度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土地，股市价格也大幅上涨。社会弥漫着“土地价格永不下跌”的盲目乐观情绪，企业、银行和个人都深陷其中。这种虚假繁荣，与生产率的真实提高并无关系，而仅仅是货币超发和投机狂欢的结果。
正如金融泡沫的宿命，虚假的繁荣终有终结之时。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这个曾以“日本株式会社”效率神话震惊世界的国家，便陷入一场漫长而黏稠的停滞。尽管街头依然整洁，商品依然精致，但经济的引擎却仿佛悄然熄火。一个问题萦绕不去：一个拥有勤奋国民、先进技术与深厚工业底蕴的国家，为何会在长达数十年的光阴里，失去增长的动力与锐气？
探究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是“货币政策”。许多人曾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归咎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但这忽视了其后更为深远的内因。如果汇率调整真如阴谋论所言是致命一击，如何解释同期马克大幅升值、德国经济却未陷入同样困境？真正埋下隐患的，或许是日本为应对冲击而长期依赖的“药方”——货币宽松。
当经济初显疲态，开动印钞机刺激经济，听似是一剂直截了当的强心针。在发展中国家，这常引发恶性通胀；而在日本这样的成熟经济体，其恶果更为隐蔽而深远：它扭曲了资源配置。廉价资金并未有效流入能提升生产率、创造真实财富的创新领域，反而往往堆积于金融资产，或维系着那些本应被市场淘汰的“僵尸企业”。政府与央行对“通货紧缩”过度恐惧，进而孜孜以求“适度通胀”，但结果常常是物价的温和上涨并未带来工资的同步增长，反而侵蚀了民众储蓄的实际价值与购买力。
这种对货币刺激的迷信，跨越了不同执政周期。即便是以推进邮政民营化等市场化改革著称的小泉纯一郎时代，在货币政策上仍旧是坚定的“通胀派”，不断要求央行放开货币闸口。到了安倍晋三时代，“安倍经济学”更将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向极致。然而，货币扩张创造的往往是账面繁荣与资产价格虚高，而非坚实的生产率提升。当民众发现名义工资的微弱增幅难以抵消生活成本的上涨，实际购买力持续下滑，消费意愿自然受到抑制，经济便陷入“刺激-短暂虚火-后继乏力”的循环。
如果说货币政策失误是日本经济失速的直接推手，那么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则是其长期萎靡的底层地基。日本正面临极为严峻的少子化与老龄化挑战，出生率长期低迷，人口总量持续萎缩。这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数量减少，更意味着市场需求基数的收缩、创新活力的衰减与社会抚养负担的剧增。
一个常被忽视的逻辑链条是：长期的货币宽松与通胀压力，与社会福利制度的扭曲相结合，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日本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占比已接近30%。在选举政治的推动下，福利资源大量向拥有稳定选票的老年群体倾斜。一个不事生产的退休老人，通过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等福利项目获得的月收入，甚至可能超过一个辛勤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这种代际之间的收入转移，不仅加重了劳动人口的税负，更严重削弱了年轻人养育后代的能力和意愿，面对高昂的教育、住房成本，对组建家庭与养育子女望而却步。“既然老有所养，为何还要生育？”成为部分年轻人的现实考量，由此形成低生育率与养老负担加重的恶性循环。政府为填补福利缺口，不得不持续加税和大量发债，导致国家债务占GDP比例已超过250%，处于发达国家最高水平。
人口是经济最基础的资源，新生代是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当社会失去对未来的乐观与投资下一代的热情，经济的长期活力便如无源之水。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日本在席卷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反应迟缓：一个年轻人口萎缩、社会整体负担沉重的国度，难以孕育出引领变革的颠覆性企业与生态。当美国、中国乃至韩国在互联网、移动通信领域涌现世界级企业时，日本却显得沉寂。
除了宏观政策与人口趋势，日本经济肌体内部的“僵化”亦是导致其长期停滞的要因。这体现在多个层面：
其一，是产业与企业的应变迟缓。曾以电子、汽车、精密制造叱咤全球的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后，部分陷入了“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等传统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这些制度在高速增长期有助于稳定与积累，但在需要快速迭代、鼓励冒险创新的时代，却可能成为阻碍。论资排辈使得年轻人难以崭露头角，企业对失败的低容忍度抑制了创新试错，僵化的雇佣制度也使劳动力市场调整失灵。当外部世界因信息技术发生剧变时，许多日本大企业仍沉湎于昔日制造业的成功模式，未能及时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与服务转型，或在互联网等新经济领域开拓出有影响力的版图。
其二，是政治与政策决策体系的短视与不稳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首相频繁更迭（除小泉、安倍等少数例外），政策缺乏连续性，难以对结构性改革进行持之以恒的推进。同时，强大的官僚体系与既得利益集团（如农协、部分传统财阀）相互嵌合，形成了改革阻力。面对变化，政策往往倾向于保护现有产业与就业，用财政支出维持短期稳定，而非推动面向未来的、可能伴随阵痛的资源重组。这导致经济在“低水平均衡”中陷入惯性循环。
其三，是文化与社会的“避险”倾向。日本社会强调集体、秩序与稳定，这曾是其组织效率高的优势。但在需要个人创造力、创新精神与颠覆性思维的科技革命时代，这种“枪打出头鸟”的氛围，以及对失败者相对严苛的社会评价，无形中压抑了企业家的冒险与年轻人的创新。当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后发国家凭借成本优势与学习能力在制造业领域紧追不舍时，日本未能成功培育出足够多的、能引领全球的新兴产业来消化成本提升的压力，实现产业结构飞跃。
因此，日本人均实际工资连续四年负增长，绝非一个孤立的统计现象。它是这个国家经济长期迷失的一个必然结果与直观反映。这种迷失，是货币刺激幻影破灭后的真实显露，是人口红利消退后增长逻辑的根本转换，也是传统体制在新时代转型迟缓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超过三十年的经济停滞，给日本社会留下了复杂印记。一方面，社会整体在缓慢下行中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与秩序，基尼系数控制尚可，避免了剧烈动荡。另一方面，年轻人承受着收入停滞、前景不明的压力，低欲望社会、“躺平”文化悄然蔓延，社会活力与进取心被慢慢消磨。
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日本的经历警示着人们，经济的健康发展不能依赖货币幻觉和资产泡沫，而必须建立在真实的生产率提高与技术创新之上；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兼顾代际公平与长期可持续性，避免陷入福利依赖与债务膨胀的陷阱；面对全球竞争和技术变革，唯有持续的制度革新与文化开放，才能保持经济的生机与韧性。
对于日本自身，能否走出“经济失落”取决于其能否真正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和思维定势，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回避根本问题、依赖短期刺激的经济体，最终都难以逃脱规律的惩罚。而直面问题、勇于改革，或许是走出长期停滞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