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当人们高喊“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时候，却鲜少意识到：劳动者过去几十年的收入增长、工作环境优化，并非源于劳动法，而是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产力跃升。
真正的悖论在于，那些打着“保护劳动者”旗号的干预政策，正成为捆绑劳动者未来发展的枷锁。劳动节最应送出的礼物，或许恰恰是取消扭曲自由契约的劳动法，推动劳资双方回归自由交易的文明法则。
所谓劳动法，本质是政府以“标准化合同”干预市场交易。它不顾不同行业的特性、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劳动者的个体需求，将固定的工时、薪酬福利等条款强加于所有劳资协议中。
这种一刀切的法律从根源上摧毁了买卖双方的自主权——企业家无法根据经营波动调整用工策略，劳动者不能以灵活条件换取更多工作机会。
本来，市场交易的灵魂在于“自由进出、自由谈判、尊重产权”，而强制条款的介入，将契约缔结权从具体交易的参与者手中剥夺，转而交由权力系统决定。
当法律赋予劳动者“优势地位”时，其本质是用显性价格干预破坏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信号反馈。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人为抬高某商品的最低售价时，必然引发买家减少采购量。
同理，当法律强行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某值”时，必然导致边际生产力低于此数值的劳动者（如低技能青年、大龄再就业群体、女性群体等）被排斥在就业市场之外。
这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法首先伤害的恰恰是其所声称的想要保护的低收入群体。
美国最低工资法案推行后非裔失业率飙升等历史案例，早已揭示这种规则的恶果。
而且，劳动法鼓吹者混淆了“表象正义”与“真实结果”。
“强制八小时工作制”、“超长带薪产假”看似是赠予劳动者的福利，实则导致隐性成本转移。
比如，当企业不得不为女劳动者承担额外休假成本时，雇佣者在成本考量之下必然会减少对女性的录用；
更残酷的真相在于，这类管制天然制造了劳动者群体的割裂。
劳动法表面“保护在职者”，实质上形成职场既得利益者与市场边缘群体的对立：已就业的白领享受着“五天八小时”的安全网，农民工和低学历青年却被困在失业与非法用工的夹缝中。
这是因为“所有干预的成本最终都会落在工资率上”，劳动法强制抬高用工成本的结果就是，企业不得不雇佣更少的人、支付更僵化的薪资结构、增加被雇佣者的劳动强度，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当然，批评劳动法并不是否定劳动者权益，而是说劳动法达不到其想要实现的保护劳动者的目的。
劳动法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在这个过程中，的确会有一部分劳动者受益，但这是以另一部分劳动者受损为代价的。
比如本来市场上自由契约达成的月薪价格是5000，这时候某企业主花100万可以雇佣200名劳动者，但当法律规定最低薪资是1万时，这时候企业主花100万就只会雇佣100名劳动者，就会造成100名本来能够得到雇佣的劳动者失业。
因此，我们需要用更高维度的视角洞见市场自我调节的力量。
在自由契约框架下，劳动者与企业主的博弈始终存在动态平衡：
若企业主恶意压低工资，劳动者会流向出价更高的雇主，迫使前者调整策略，当不同行业、不同地域没有管制时，那么理论上，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力价格都会有趋于一致的趋势，某企业若是想恶意压价，那它就招不到人。
若某岗位劳动强度远超市场承受阈值，企业将因招工困难降低工作强度，或是给出更高的工资；
这种“市场协调机制”在现实中不乏例证：互联网大厂为争夺IT人才主动推出股权激励、开出百万甚至千万年薪招人，这些并不是法律规定出来的，而是企业主为了吸引优秀劳动者自愿给出的激励，这背后没有任何人强制企业主这么做，纯粹是供需匹配的结果。
而将劳资关系简化为“强资本-弱劳工”的二元对立，实则是对自由契约和市场机制的傲慢否定，其中充满了廉价的道德表演和情绪宣泄。
劳动者不是等待拯救的“弱势群体”，而是有能力通过自由选择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独立主体。
真正的保护是保障双方自由协商、自由签约的权利，而不是通过法律强行干预。
只有尊重买卖双方的自由意志，保护自由契约，劳动市场才能健康发展，企业主和劳动者才能实现双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似保护，实则双方都是受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