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易热榜头条上，读到一篇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中国只要13天298英镑，英国要2年3700英镑”，老外纷纷点赞到中国看病！会不会挤占医疗资源，三级医院院长：远未达到》，文章指在2026年初，“外国人来中国看病”的话题席卷全球社交媒体，“又快又便宜”成了海外网友给中国医疗的新标签。这既颠覆了全球对中国医疗的刻板印象，但也引发了部分中国网友对“医疗资源挤占”的担忧。文章引述某三级医院院长的回复称：“目前来华就医的外国游客，远未达到挤占医疗资源的程度。”
然而，翻看这篇报道的评论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冷嘲热讽的声音占据了主流：“这院长真是睁眼说瞎话”、“狗屁文章”、“垃圾媒体”……言辞激烈，情绪饱满，还有不少更加激烈的发言就不再引述了，在这些人看来，仿佛外国人来华看病，是一件窃夺自家资源的可耻行为。
这种反应，我并不陌生。它照见的，不是爱国热情，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无知和愚昧。这种愚昧，并非源于恶意，恰恰相反，它往往包裹着“为国人着想”、“维护公平”的“善意”外壳。然而，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许多看似充满人情味的“善意”，因其彻底无视客观规律，往往会把事情导向更加糟糕的境地，也就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可悲的是，怀抱这些“善意”的人，很少会反思自身的逻辑谬误，一旦道理上辩不过，便习惯性地对他人进行道德污名化攻击，给自己戴上“正义”的冠冕。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损人不利己，让所有人一起承受短缺与低效的苦果。
让我们先用最简单的逻辑拆解第一个恐慌：“老外挤占了我们的医疗资源”。
医疗服务是什么？它不是地下的石油，挖一桶就少一桶。医生的诊断、护士的照护、医院的运营能力，本质上是人的劳务、时间与组织的效率。这些是可以被创造、被激发、被扩大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效的激励，让更多人愿意投身这个行业，让现有的从业者更高效地工作。
目前来华看病的外国人有多少？根据豆包提供的数据：2025年外国人来华就医的相关数据存在两种口径：重点涉外医院国际医疗服务统计（含医疗旅游、体检等）：2025年约128万人次，该数据包含高端体检、医美等非“纯看病”的医疗相关服务。纯治病就医统计（不含体检、医美等）：2025年约41.3万人次。该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居民，且外籍患者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国际部或特需门诊，在全国医疗总诊疗人次（2025年超100亿人次）中占比极小。外籍患者在华就医全程自费，不纳入中国基本医保报销体系，国际医疗部与普通诊疗通道相互隔离，不会挤占国内患者的基础医疗资源。
相对于中国十四亿人口的庞大基数和每年数十亿人次的诊疗量，这个数字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他们大多集中于一线城市少数医院的国际部或高端医疗服务，这部分资源恰恰是平时利用率不高、但利润空间较大的领域。他们的到来，非但不会挤占普通门诊和急诊资源，反而带来了额外的收入。
这些收入涌入中国医疗系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医院可以有更多预算去更新昂贵的医疗器械；意味着顶尖的医生可以通过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获得与其价值相匹配的报酬；意味着当医生成为一个受人尊敬且收入体面的职业时，会有更多聪明的年轻人选择学医。
一个简单的道理：只有能赚钱的行业，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和资本，才能驱动持续的技术进步和服务提升。那些叫嚷着“资源被挤占”的人，在经济学上是标准的“存量思维”者。他们把医疗服务看作一个固定的大饼，别人多吃一口，自己就得饿肚子。他们无法理解，市场经济的魅力恰恰在于它能把饼做大。外国需求带来的新增购买力，正是“做大蛋糕”最直接的催化剂。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会真切地感到“看病难、看病贵”呢？
我们首先需要去思考：看病的本质是什么？是患者作为消费者，向医生和医院购买一种专业的服务。在任何正常的市场里，旺盛的需求会被敏锐的供给者视为天大的商机。餐馆门口排长队，老板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开分店、多招厨师；手机畅销，厂商会日夜加班扩大生产线。为什么到了医疗这里，需求旺盛反而成了“灾难”，成了需要被限制、被抱怨的对象？
根源在于，我们的医疗领域，远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它身上捆绑着世界上几乎所有行业管制中最复杂的绳索。
第一重绳索：严苛的准入管制。开一家医院，难度远胜过开一家工厂或一家连锁餐厅。从土地、人员资质、设备采购到医保定点资格，处处是高不可攀的行政门槛。这名义上是为了“保障质量”，实质上造就了行政特许下的垄断或寡头格局。它极大限制了社会资本和民间医疗力量的进入，人为制造了供给短缺。
第二重绳索：扭曲的价格管制。挂号费、手术费、诊疗费，这些体现医生核心知识和劳动价值的价格，被长期压在远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一个顶尖外科医生做一台复杂手术的劳务报酬，可能不如明星唱一首歌的零头。价格信号失灵了，它无法准确告诉社会：这里急需更多的医生和更高效的医院。
第三重绳索：背负道德枷锁的“公益”幻象。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医疗是救死扶伤的神圣事业，怎么能谈论赚钱？医生应该是“白衣天使”，追求利润就是“医德堕落”。这种将职业道德与合理报酬对立的观念，既虚伪又残酷。它本质上是想让马儿拼命跑，又不想让马儿吃够草。当整个行业被这种“公益”光环笼罩，任何提高价格、追求效率的市场化尝试，都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这三重绳索共同作用，导致了致命的“供需扭曲”：供给端被人为锁死：办医难、行医难，优秀人才望而却步，供给增长缓慢。需求端被人为刺激：由于名义价格极低，且医保覆盖扩大，大量非紧急、可自我处理的需求被引导至大医院，加剧了“拥堵”现象。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荒诞的景象：一方面，人们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任何增加供给、用价格区分需求的尝试都被斥为“不道德”；同时，人们还将矛盾的焦点错误地引向“外来者抢资源”。这套逻辑闭环，完美地掩盖了真正的病根——那些以“保护你”为名、实则束缚你的重重管制。
其根源就在于部分民众认为，看病不能赚钱，要坚持公益属性，否则对穷人就不利，是不是非常充满人情味并占据道德高地？然而现实却是，由于人们的观念导致了医疗领域的准入限制、价格管制等一系列管制措施，这就造成的医疗资源的供给受到严格限制，而公益属性以及价格管制，又刺激了大量需求，这就必然导致了医疗领域的供不应求，而由于供给受限，又缺乏竞争，其最终结局就必然导向看病难看病贵。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被中国网友冷嘲热讽的来华看病的外国人，他们正在逃离的，正是被部分国人奉为“高福利人性典范”的医疗体系——比如英国的NHS（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是的，它“免费”。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谓“免费”，不过是通过税收预先支付了更为高昂的成本。在NHS体系下，“免费”摧毁了价格机制，导致需求无限膨胀，而供给却因缺乏利润激励而僵化停滞。结果便是漫长的等待：数周乃至数月才能见到专科医生，非紧急手术排队以年计算。对癌症患者而言，几个月的等待可能就意味着生机尽失。这就是“免费”模式下，供需极度扭曲的必然结局——以时间（甚至是生命）为代价的隐性支付。
许多国人羡慕的“西欧高福利医疗模式”，恰恰是经济规律上演的经典悲剧。它们用行政计划和道德口号，取代了市场的价格与竞争，最终走向了效率低下、质量滑坡、排队成灾的困境。而那些被我们嘲讽的“老外”，用脚投票来到中国，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医疗体系，在市场的夹缝中，还保留了更多的效率基因——相对更快的响应、更庞大的临床实践积累、更完整的产业链带来的成本优势。
然而，我们的舆论场在做什么？不是在珍惜和扩大这份来之不易的效率优势，而是在用那些欧洲国家已经失败的观念，拼命地将我们的体系拉向同一个深渊，他们一边嘲讽，却又一边向往。
人们渴望免费，却看不到外国人正在逃离本国在免费机制下漫长的痛苦等待；人们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却又反对最能解决“难”和“贵”的市场化竞争。我们正在努力把自己变成别人拼命想要逃离的样子，却还沉浸在“防止资源被占”的道德优越感里。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无知和愚昧吗？
老外来华看病引发的群嘲，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中一种深刻的认知困境：人们习惯于用情感和道德直觉代替理性思考，用保护存量资源的警惕性，扼杀做大增量的可能性。
医疗问题，从来不是、也不应是一个特殊到可以脱离经济规律的问题。它和饮食、穿衣、住宿一样，本质上是消费者购买服务。解决任何行业“难”和“贵”的问题，根本之道有且只有一条：放开不必要的管制，允许并鼓励自由供给，让竞争发挥作用。竞争会逼着医院提升技术、优化管理、改善服务；竞争会让好医生获得高收入、差医生被淘汰；竞争最终会让医疗服务像今天的智能手机、家电和快递一样，变得越来越优质，越来越便宜，也越来越可及。
然而，只要“医疗必须公益、不能赚钱、必须严管”、“外来者是占便宜”这些错误观念仍主宰人心，那么，无论我们如何改革，都只会在管制的迷宫里打转，看病难、看病贵的死结也永远无法解开。最终，我们很可能如愿以偿，将自己送入那个需要排队一年，才能做核磁共振的“福利天堂”。而那时，我们恐怕连像今天的英国博主那样，逃离到一个更高效地方选择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破除愚昧，始于承认常识。医疗领域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德绑架，而是一场彻底的市场松绑。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