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抛出一番高论，声称美国“一直受到北约的不公平对待”，甚至不确定一旦遇袭，北约是否会保护美国。此言一出，舆论愕然。
稍微了解点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人都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这个冷战产物，从其1949年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其主导者便是美国，其血脉里流淌的也主要是美国的战略意志。
说直白些，北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为了在欧陆构建防务体系、巩固自身全球超级大国地位而亲手打造并主导的一件工具。一个手握设计图、控制着生产线并长期担任厂长的老板，突然对着自己主导生产的机器哀嚎，说这机器专门克扣他、对他不公，甚至还可能不听自己的使唤——这场景，除了荒诞，还能用什么词形容？
特朗普当然不傻。相反，这正是他极其精明、也极其典型的策略。这套策略的逻辑链条清晰得近乎赤裸：
首先，将自己（或自己代表的美国）塑造成一个“受害者”，一个在合作中吃了大亏、受了委屈的可怜人。“不公平对待”这时就是受害者手中最锋利的武器。一旦“受害者”的身份成立，道德高地便已占据。
接着，自然衍生出第二个环节：索赔与要价。既然我是受害者，你们这些让我受害的“伙伴”（北约欧洲盟国）难道不该补偿我吗？补偿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提高军费开支占比到GDP的5%甚至更高、额外支付“保护费”、在贸易和其他议题上对美国做出更大的让步……
最后，如果“伙伴”们不识相，不愿意痛快地“补偿”，那么第三步便顺理成章：威胁与强制。美国手握的强权——无论是经济上的关税大棒，还是安全承诺上的模糊化——便成了最好的勒索工具。此番达沃斯发言中暗藏的，正是“若我们遭攻击你们会不会保护”的不确定性威胁。其潜台词无非是：你们若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对你们的保护承诺也可能变得不确定。
三步走完，一场基于“受害者”叙事的道德绑架与权力胁迫便告完成。
这一幕何其眼熟！它绝非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独家戏码，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每日都在上演的俗套剧情。特朗普的手法，只不过是把这套在微观人际与商业关系中屡见不鲜的把戏，搬到了国家关系的宏大舞台上，并用总统权力将其音量调到最大。
让我们看看身边的现实。在商业领域，一家大企业与一家小供应商签订了供货合同。合同条款是双方自愿协商、白纸黑字确认的，价格、质量、交货期明晰。合作伊始，双方各取所需，小企业获得了稳定订单和进入大企业供应链的机会，大企业获得了可靠的零部件来源。这本来是一桩清清楚楚双方受益的自愿合作。
然而，合作一段时间后，小企业可能因为自身生产效率未提升、成本控制不善，或单纯是看到大企业利润丰厚，便觉得自己“亏了”。它不去思考如何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来重新谈判，也不打算按合同约定条款解约去寻找更合适的合作伙伴。相反，它开始四处宣扬：自己受到了大企业的“盘剥”和“压迫”，合同是“不平等条约”，大企业利用“优势地位”在“欺凌”它。
它把自己主动进入、自愿履行的商业合作，刻意描绘成一种“强制”与“压迫”。其目的何在？无非是希望唤起外界（比如行业协会、监管机构、大众舆论）的同情，借助某种外部强制力（如行政干预、舆论压力），迫使大企业做出单方面让步，给予它更优惠的价格或条件，而它自己却无需承担提升效率的成本或寻找新客户的风险。
在劳动市场上，类似的戏码更是层出不穷。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付出时间和技能，企业支付薪酬并提供平台。这也是典型的自愿合作：劳动者认可薪酬待遇才接受聘用，企业认为劳动者价值与薪酬匹配才予以雇用。任何一方若觉得不合算，都可以依据合同规定，劳动者辞职、企业解聘，结束合作。
然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劳动者在入职后，或因个人表现未达预期而晋升无望、加薪困难，或因看到同事收入更高而心生不满。他们不愿通过提升自身技能、提高工作效率来增加自身价值，也不愿主动离职去寻找更能认可其价值的雇主。
相反，他们开始抱怨雇主“剥削”、“压榨”，把自愿的雇佣关系扭曲描述成“被迫劳动”。他们呼吁的“保障”，往往并非真正的防止人身强制（那本就为法律所禁止），而是要求通过外部强制力（如立法强制提高最低工资、严苛解雇保护、福利硬性规定等），来迫使雇主支付超过其自愿认可价值的报酬，或接受低于其自愿认可效率的劳动安排。这实质上，是以“劳动者弱势”为名，行“索取不当特权”之实。
无论是特朗普抱怨北约，还是小企业抱怨大企业，或是部分劳动者抱怨雇主，其逻辑内核惊人一致：
1、将一份自己当初自愿加入、条款相对清晰、并可依据约定退出的持续合作（或交换）关系，在事后重新定义为“不公”、“压迫”和“受害”。
2、其诉求的核心，并非要求回归真正的自愿与平等（比如按既有规则解除合作），而是要求改变合作条件，使自己获得在自由协商下可能无法获得的额外利益。
3、实现这一诉求的手段，都不是依靠提升自身在合作中的价值或吸引力，而是寻求引入或依附于某种“强制力”——国家权力、行政干预、舆论暴力、法律强制等——来迫使对方屈服，接受新的、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区别仅在于，特朗普自己就掌握着国家强权，可以直接挥舞关税或安全承诺的大棒；而生活中的那些抱怨者，则需要呼唤、依附于他们想象中的“青天大老爷”（政府、舆论或某种集体力量）来替他们行使强制。但就“利用强制力打破自愿合作框架，为自身谋取额外利益”这一本质而言，他们与特朗普并无二致。
最具讽刺意味的莫过于，现实中那些热衷于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的小企业主、某些自诩的“劳动者权益代言人”或键盘侠，其中不少人正是对特朗普骂得最凶、嘲弄得最起劲的群体。他们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是霸权主义，讥讽他的关税政策是流氓行为，对其“北约不公论”更是不屑一顾，俨然是国际正义与公平的卫士。
然而，转过头，他们就在自己的领域里，娴熟地上演着与特朗普逻辑同构的戏码：把自己在自由选择中面临的竞争压力或不如意的合作结果，统统归咎于对方的“强权”与“不公”，并急切地呼吁某种更大的强制力介入，来“纠正”这种他们自己定义的“不公”，好让自己坐享其成。
这不仅是双标，更是一种更深层的虚伪与无耻。特朗普至少“坦率”地将国家利益（或其定义的版本）置于前台，其强权逻辑直来直去。而这些批评者，却往往给自身寻求特权的行为披上“捍卫公平”、“保护弱者”、“追求正义”的华丽外衣。他们批判特朗普，并非源于对“强制原则”本身的反对，而仅仅是因为特朗普的强制之刃这次砍向的是他们（或他们认同的一方）。一旦强制之刃的方向调转，能为他们所用去砍向他们的合作对象时，他们便立刻将其奉为圭臬。他们反对的不是强制本身，而是强制施加于己。他们真正热衷的，是成为强制力的依附者与受益者，而非一个所有参与者权利平等、合作基于真正自愿的社会的构建者。
因此，当特朗普在达沃斯高喊美国受到北约“不公对待”时，我们与其仅仅将其看作一场国际政治闹剧，不如将其视为一面镜子，照出人类社会合作中一种普遍而顽固的扭曲心态：拒绝承担自由选择带来的全部责任，厌恶平等协商中可能出现的“不利”结果，总幻想着能有一个高于平等规则的强制力量，来替自己摆平“对手”，兜底“损失”，确保自己始终是合作中的“赢家”。
特朗普只是那个把这种心态运用到极致、且自身手握重器的人。而在他身后，还有无数怀揣同样心思、只是力量不逮的“精神特朗普”。看清这一点，我们或许才能超越对个别政客的嬉笑怒骂，去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想要一个基于自愿交换与平等权利的合作社会，还是一个充斥着“受害者”叙事、依赖强制力不断进行特权再分配的角斗场？
答案，就藏在每个人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之中，而非仅仅只是对特朗普冷嘲热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