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场席卷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不仅终结了巴列维王朝的君主统治，更在波斯古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政体——一个由最高宗教领袖主导的神权共和国。四十多年过去了，当许多观察者曾预言其将如昙花一现时，这个体制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它历经两伊战争的残酷消耗、长期国际制裁的经济压力、以及周期性的街头抗议浪潮，其统治核心依然稳固。一个关键问题随之浮现：在现代化浪潮与全球化冲击的今天，为何这样一种看似“前现代”的政治架构，能在伊朗存续如此之久？答案的钥匙，或许并不全然在于高压统治或意识形态灌输，而在于一个更复杂、更值得玩味的现实：它始终拥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实质性支持。这种支持，并非铁板一块的狂热，而是一种根植于历史创伤、现实利益计算、身份认同与生存策略的复杂混合物。
要理解民众为何最初拥抱并后来持续容忍神权统治，必须回溯革命爆发的根源。巴列维王朝，尤其是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国王）推动的“白色革命”，是一场雄心勃勃的现代化与西化运动。表面上看，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改善和都市繁荣。然而，这场“革命”的本质是国王与国家机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剧烈社会改造，其代价是深刻的社会撕裂与文化阵痛。
经济上，快速发展伴随的是严重的贫富分化、惊人的腐败和底层民众被边缘化。石油财富催生了与王室及权贵紧密相连的买办资产阶级，而传统的社会中坚——巴扎（集市）商人、手工业者——则因外国商品涌入和国家垄断政策利益受损。广大农民在并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中未能真正获益，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却只能在贫民窟中挣扎，成为“发展的弃儿”。他们亲眼目睹德黑兰北部富人区的奢华与西化生活，与自己困顿的处境形成刺眼对比，滋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文化与社会层面，强制性的世俗化政策构成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粗暴干涉。国王试图将伊朗迅速塑造成一个“西方橱窗”，打压宗教象征（如鼓励甚至强制妇女摘去头巾）、推广西式娱乐、削弱宗教机构在教育与司法中的传统角色。对于许多虔诚的穆斯林，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信徒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侵略，更是对其信仰核心与道德世界的亵渎。乌莱玛（宗教学者）的权威被挑战，宗教基金被没收，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影响力被刻意压缩。当国王的警察闯入私人领域，干涉人们的着装与行为时，统治的触角已经越过了民众忍受的底线。
政治层面，巴列维王朝依靠强大的秘密警察（萨瓦克）维持统治，严厉镇压任何异议，议会形同虚设，政党活动被扼杀。这种高压虽然暂时维持了表面稳定，却堵塞了社会矛盾正常释放的渠道，将所有不满——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挤压到一个唯一的出口：宗教。清真寺成为仅存的、相对安全的公共空间；乌莱玛，因其独立于国家体系并拥有深厚的道德权威，自然成为反抗运动的组织核心与精神领袖。
因此，1979年革命并非一场单纯的宗教复辟。它是一场由广泛社会联盟发起的、反对专制、腐败、文化异化与依附性现代化的民众起义。霍梅尼及其代表的宗教势力，之所以能成为革命的旗手，恰恰是因为他们精准地接合了这些多元的愤怒：对经济不公的抗议被诠释为反对“剥削与腐败”；对文化西化的反感被升华为捍卫“伊斯兰认同”；对政治压迫的仇恨被导向推翻“暴君与美国的傀儡”。革命承诺的，不仅是一个伊斯兰政府，更是一个“公正的”、“独立的”、“属于被剥夺者”的伊朗。这种承诺，为神权统治赢得了最初的、也是最广泛的民众授权。
革命成功后，新政权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将这种爆发性的革命热情，转化为对日常统治的持久认同。为此，它发动并赢得了一场至关重要的“叙事战争”，持续构建并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
首先，是塑造“受难与牺牲”的建国神话。政权将自身描绘为一场纯洁的、受真主指引的民众运动的结果，对抗的是腐败的、卖国的君主制及其背后的“大撒旦”（美国）。革命烈士的鲜血和随后两伊战争（1980-1988）中数十万人的生命，被精心编织进国家叙事，成为政权合法性的神圣基石。战争被表述为“神圣防御”，是新生伊斯兰共和国对抗萨达姆·侯赛因（被描绘为西方代理人）和整个敌对世界的圣战。持续的纪念仪式、遍布全国的烈士陵园、媒体对牺牲精神的颂扬，不断提醒民众政权的来之不易，并将支持政权与爱国、信仰划上等号。质疑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就被等同于背叛烈士的牺牲。
其次，是树立“抵抗强权”的国际形象。面对美国数十年的遏制、制裁与孤立，政权成功地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凝聚的工具。它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敢于对抗全球霸权、捍卫伊斯兰尊严与伊朗独立的“不屈斗士”。无论是对“大撒旦”美国的持续批判，还是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都在国内受众中激发出一种悲情式的民族自豪感。官方的宣传机器巧妙地将国内的经济困难归咎于“敌人的阴谋”和“非正义的制裁”，从而转移了对内部治理不善的批评。在这种叙事下，民众的困苦被赋予了“抵抗的代价”这一崇高意义，忍耐甚至成为一种爱国与虔诚的表现。
再者，是垄断对“伊斯兰”与“伊朗性”的解释权。政权宣称，只有现行的“教法学家监护”体制，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伊斯兰治理模式，是伊朗什叶派十二伊玛目信仰在政治上的最终体现。它将任何政治反对派，无论是自由派、左翼还是其他宗教流派，都轻易地贴上“非伊斯兰”、“西化走狗”或“分裂国家”的标签。通过控制教育体系、大众媒体和宗教宣讲，政权持续输出一套将忠诚于领袖、服从于神权体制与做一个好穆斯林、好伊朗人紧密结合的价值观。对于许多教育程度不高、或生活在传统社区的民众而言，这套简单而绝对的话语提供了明确的世界观和行为指南，消解了意识形态上的迷茫。
除了意识形态的塑造，政权的持久也依赖于一套务实而精细的社会控制与利益分配机制。
一方面，它建立了一个庞大且渗透力极强的控制网络。革命卫队及其附属的巴斯基民兵组织，不仅是军事和安全机构，更是深入社会经济毛细血管的庞大利益集团。它们控制着大量关键经济部门（从能源、建筑到电信），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并将忠诚与利益绑定。遍布社区的基层宗教组织、居委会，负责监督道德行为、分配福利、并汇报异常。这套体系既能有效镇压异见，也能像雷达一样敏锐感知社会情绪，进行预防性安抚。
另一方面，政权也深谙“面包与秩序”的政治逻辑。尽管宏观经济因管理不善和制裁而长期低迷，但政权通过补贴制度（特别是对能源、食品和药品的大规模补贴），为城市贫民和农村人口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了社会底层的稳定。它建立了覆盖广泛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网络（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使得底层民众，尤其是革命后受益的农村移民和城市贫民，能够获得革命前难以企及的基本服务。对于虔诚的保守阶层，政权保障并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巴扎商人与宗教机构的传统联盟得到加强，他们在经济活动和社区治理中拥有更大话语权。保守的宗教价值观被立为国家规范，遵守这些规范（如女性着装要求）成为获得教育、就业等机会的潜在前提。
这种“恩威并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体制受益者”群体。他们或许对政权的某些方面不满，但深知现有体制的崩溃可能意味着自身特权的丧失或生活的动荡。他们的沉默或有限支持，构成了政权稳定的社会基础。
神权统治的延续，也得益于反对力量的分散与软弱。革命后，左翼人民党、人民圣战者组织等反对派遭到残酷清洗，流亡海外，在国内影响式微。改革派（如哈塔米、鲁哈尼时期）虽曾一度赢得城市中产和青年的支持，试图在体制内推动变革，但其努力始终被保守的司法、媒体和安保力量所钳制，最终往往因经济承诺未能兑现或政治开放有限而令支持者失望。近年来街头抗议频发，展现了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和城市居民对经济困境、政治压制和社会束缚的深刻不满。然而，这些抗议大多因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核心、统一的纲领和可持续的动员能力，而往往在爆发后遭到镇压并逐渐平息。
然而，一个日益凸显的矛盾在于代际更替。1979年革命的一代正逐渐老去，而占人口多数的年轻人生长在伊斯兰共和国之下，未曾经历巴列维时代。他们通过互联网接触外部世界，面临高失业率和黯淡前景，对官方叙事日益怀疑，更渴望个人自由、社会开放和经济发展。他们的不满是政权未来最大的潜在威胁。然而，目前这种不满尚未能汇聚成足以颠覆体制的替代性政治方案。政权则通过混合手段应对：时而镇压，时而有限放松（如互联网管控的松紧变化），并试图将青年纳入其民兵和福利体系中进行“规训”。
因此，伊朗神权统治能维持四十多年，绝非仅仅依靠枪杆子和宗教口号。其深层原因在于，它曾根植于一场真实而广泛的民众革命；它成功构建了一套将政权生存与民族尊严、宗教认同捆绑的强力叙事；它通过一套混合着强制、福利和身份政治的社会控制网络，培育了一个规模可观的既得利益阶层和习惯性服从的群体；同时，它也受益于反对派的孱弱与分裂。
然而，这种民众支持是有条件且流动的。它建立在政权能持续提供基本安全、经济保障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当制裁持续加剧经济困境，当年轻一代对空洞的意识形态宣传日益厌倦，当内部腐败和治理失效不断侵蚀其道德光环时，民众的忍耐力正在被持续消耗。政权赖以生存的“抵抗叙事”与日益严峻的民生现实之间的裂痕正在扩大。
四十多年的统治，塑造了伊朗，也埋下了变化的种子。神权体制展示了其适应与生存的惊人能力，但它始终未能解决一个根本矛盾：如何在坚持其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内核的同时，满足一个日益年轻、城市化、且渴望融入全球的现代社会的多元需求。民众的支持，曾是它最坚固的盾牌，也可能成为未来变革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这面盾牌上的裂痕，正预示着下一个历史章节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