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东莞一家名为“猪葛亮食品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引发舆论波澜。法定代表人“周瑜”之名，与公司名称“猪葛亮”形成微妙互文，令人会心之余，也招致部分人士强烈不满。有自称诸葛亮后裔者严正声明，指此名“攀附历史名人、恶意营销”，伤害情感。更有媒体直斥：以“猪”谐音“诸”，是侮辱忠良。
企业名称是否妥当，工商审核是否严谨，确可公共讨论；但仅因“猪葛亮”三字便冠以“侮辱忠良”之罪，难免令人疑心：这究竟是捍卫历史尊严，还是落入了“上纲上线”的窠臼？
诸葛亮其人，智慧、忠诚、勤勉的形象深入人心，堪称传统文化中士人典范。在蜀汉政权框架内，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刘备父子而言，确是忠臣良相。陈寿在《三国志》中评其“开诚心，布公道”，后世更将其推上神坛，成为道德符号。
然而，历史语境中的“忠良”并非超越时空的绝对标签。东汉末年，皇纲失统，群雄逐鹿，魏、蜀、吴三方皆以“正统”自居。对曹魏而言，诸葛亮是顽抗中原的割据谋主，是需要消灭的敌人；对孙吴来说，他亦是时而联姻、时而算计的对手。若仅因蜀汉立场便定义诸葛亮为普世“忠良”，则置曹魏、孙吴于何地？莫非都要打成“叛逆”？那么，三国历史是否要重新书写？如此，三足鼎立的历史复杂性便被简化为善恶二分。
进一步看，诸葛亮之“忠”，忠于的是刘氏政权，是特定的政治集团与君主。他治蜀时“以法治理”“循名责实”，固然建立起高效的统治，但史籍也记载其“严刑峻法”、“滥铸货币”、“连年动众”，百姓负担沉重。有学者指出，诸葛亮的经济和军事政策，为维持蜀汉战争机器，对益州本土资源进行高强度汲取，蜀汉钱币屡次减重贬值，民生承受巨大压力。如此，“忠良”之政是否全然利民，亦需客观审视。
将历史人物抽象为单一道德符号，往往遮蔽其真实面貌与时代局限。诸葛亮是人不是神，其长处与短板、功绩与代价，本可在历史研究中冷静讨论。他长于内政治理，短于奇谋机变；他执法公平，也用法严峻；他南抚夷越、兴修水利，也屡次北伐、消耗国力。这些多元面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人物。
若因敬重诸葛亮，便不容任何形式的谐音、戏拟或创意表达，实则将其“神圣化”，反而阻碍了文化在当代的生动传承。历史人物进入公共记忆后，除严肃研究外，亦难免成为文艺创作、商业创新的灵感来源——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与法律法规，适当的幽默化演绎，未尝不是一种文化活力的体现。
“猪葛亮”一名，巧用谐音，略带戏谑，可能意在营销记忆点。只要无证据显示其主观恶意贬损诸葛亮人格，或蓄意煽动社会对立，便不宜轻易以“侮辱”定性。否则，按此逻辑，历代文艺作品中对历史人物的改编，乃至今日网络文化中的种种“梗”，岂非都要经受道德审判？
我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及《商标法》均明文禁止“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名称。这是必要的规范。具体到“猪葛亮”是否违规，应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审核、公众依法监督。若认为不妥，可以讨论或提议，但切勿动辄上纲上线。
值得思考的是，“不良影响”的判断应基于社会普遍认知，而非某一群体或个人的情感偏好。诸葛亮作为历史人物，其形象已属公共文化领域，评价本就多元。以“猪”字谐音，虽不够雅致，但在汉语中，“猪”并非专用于侮辱的词汇（如“金猪送福”“福猪拱门”亦有吉祥寓意），其与“诸”结合，更多是语言游戏。将其直接等同于对诸葛亮人格的贬损，恐有过度解读之嫌。
更应警惕的是“上纲上线”的思维惯性。一旦开启此风，任何涉及历史人物的创意都可能被扣上“亵渎”“侮辱”的帽子，文化创新将步履维艰。当年李白“戏杜甫”诗曾被指“不敬”，鲁迅作品也曾被批“诋毁古人”——历史证明，宽容的讨论环境远比僵化的道德管制更能促进文化繁荣。
诸葛亮的精神价值，在于其忧国忧民、廉洁奉公、敬业谨慎的品质，这些是跨越时代的文化财富。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或许是汲取其精神养分，而非将其名字供入神龛，不许丝毫挪动。
企业命名追求新奇、易记，是市场竞争中的常见现象。“猪葛亮”或许格调不高，或有蹭名人影响力之嫌，但指责其“侮辱忠良”，则需谨慎论断。在法治社会，此类争议应通过法律程序与公共讨论解决，而非动辄诉诸道德大棒。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不少的人物与故事总是在不断被重新解读、演绎。在尊重历史、遵循法律的前提下，社会应当容得下一些幽默、创意乃至争议性的表达。动辄“上纲上线”，看似捍卫正统，实则可能窒息文化活力，也无助于真正理解历史的复杂与深刻。
“猪葛亮”引起的舆论风波，映照出的是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平衡尊重与创新、以及如何在法治框架内进行理性辩论。或许，比争论一个名字更重要的是，培育人们客观理性、多元开放、互相尊重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