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伊朗的天空被狂欢与希望点燃。当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的飞机消失在波斯湾上空，一个统治伊朗半个多世纪的王朝就此落幕。首都德黑兰，数百万民众涌向街头，泪水与欢呼交织，他们相信自己亲手终结了一个时代，即将迎来崭新的黎明。半个月后，流亡海外十多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乘坐法航包机归来，机场人潮如海，无数手臂伸向天空，仿佛迎接一位救世主。革命的狂欢如此炽烈，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以“自由”、“尊严”和“伊斯兰价值”为口号的民众起义，最终将伊朗带入了一个比巴列维时代更为保守、更为封闭的神权政体。
为什么一场推翻世俗专制君主的革命，最终却建立了一个由宗教领袖主导的神权国家？这看似矛盾的历史转折，实则深植于伊朗社会的肌理之中，是多重力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博弈的必然结果。
要理解1979年革命的性质，必须回溯巴列维王朝最后几十年的统治。1960年代初，国王启动了名为“白色革命”的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从表面看，这是一幅进步的图景：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大地产，赋予妇女选举权，推行扫盲运动，建设基础设施，工业化快速推进。石油财富滚滚而来，德黑兰街头出现了西装革履的新中产阶级，大学里涌现出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霓虹灯开始闪烁在波斯传统的集市旁。
不过，这幅光鲜图景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断裂。白色革命的核心是自上而下的强制现代化，其逻辑是“国王知道什么对人民最好”。然而，土地改革并未创造出自耕农的天堂，反而使大量农民失去传统生计，被迫涌入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工业化创造了财富，却集中在与宫廷关系密切的少数人手中，腐败如同瘟疫般蔓延。秘密警察“萨瓦克”的阴影无处不在，任何批评都可能招致逮捕、酷刑甚至失踪。国王家族及其亲信聚敛了惊人财富，与普通民众的困苦形成刺眼对比。
更致命的是文化上的撕裂。巴列维王朝刻意淡化伊朗的伊斯兰遗产，转而强调前伊斯兰的波斯帝国荣光。1971年，国王在波斯波利斯举行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极尽奢华之能事，邀请各国元首观赏“阿契美尼德战士”的游行。他甚至在1976年将官方历法从伊斯兰历改为所谓的“伊朗历”，以居鲁士大帝登基为纪元起点。对于大多数虔诚的穆斯林而言，这不仅是数典忘祖，更是对信仰的公然亵渎。
国王曾轻蔑地将宗教阶层称为“腐朽势力”、“社会寄生虫”，这种态度激起了宗教势力的深刻敌意。清真寺和宗教学校被边缘化，宗教法庭被世俗法庭取代，宗教基金会被国家控制。当国王赋予妇女更多权利（包括离婚权和堕胎权）时，保守的宗教领袖视之为对伊斯兰家庭价值的直接攻击。现代化带来的西方电影、音乐、酒精和“堕落”的生活方式，在传统主义者眼中腐蚀着社会的道德根基。
到1970年代中期，白色革命的光环已然褪色。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加剧，城市化进程制造了大量失业青年和不满的城市贫民。曾经支持国王的中产阶级也开始疏远政权，知识分子对高压统治感到窒息，巴扎商人（传统集市商人）怨恨国家垄断和经济政策对他们的挤压。社会就像一座压力不断增大的火山，只等待一个爆发的契机。
在这场酝酿中的风暴中心，站着一位年近八旬、目光犀利的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1963年，他因公开反对白色革命和国王的亲美政策被捕，次年被流放国外。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法国的巴黎，霍梅尼没有停止思考。与许多同时代的伊斯兰学者不同，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神学理论，其核心是“法基赫的监护”（教法学家的统治）。
在霍梅尼看来，在第十二伊玛目隐遁期间，最有学识和德行的教法学家应当代行管理穆斯林社会的职责。这一理论彻底颠覆了什叶派传统中教士相对远离政治的姿态，为宗教领袖直接掌握国家权力提供了神学依据。霍梅尼的演讲被制成磁带，秘密流入伊朗，在清真寺和家庭中传播。他抨击国王是“美国的傀儡”，指责政权腐败、压迫和背叛伊斯兰。对许多伊朗人而言，霍梅尼的声音成了良知和勇气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前夕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力量远不止宗教势力。左翼政党（如人民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学生团体、妇女组织、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因不同原因对政权不满。1978年开始的大规模示威是这些力量的暂时汇合。然而，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他们提出的口号——“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独立”呼应民族主义者反对外国干涉的情绪，“自由”吸引知识分子和自由派，“伊斯兰共和国”则凝聚了广大虔诚民众。至于“共和国”具体是什么样子，霍梅尼在革命成功前刻意保持模糊，避免吓跑潜在的盟友。
国王的应对失措加速了王朝的崩溃。1978年1月，安全部队向示威者开火，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国王时而镇压时而让步的策略，暴露了政权的虚弱。1979年1月，他任命温和反对派领袖沙普尔·巴赫蒂亚尔为首相，自己则离开伊朗“度假”，再也没有回来。巴赫蒂亚尔政府既无实权也缺乏合法性，被革命者轻蔑地称为“看门人”。2月1日，霍梅尼凯旋般回到德黑兰，两周之内，巴列维王朝的最后抵抗瓦解，王权成为历史。
革命胜利后的伊朗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旧的国家机器——军队、官僚系统、司法体系——要么崩溃，要么瘫痪。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争夺革命果实：有巴赫蒂亚尔这样的温和派，有左翼游击队，有民族主义政党，也有霍梅尼领导的宗教网络。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组织能力、意识形态凝聚力和街头动员力——在这些方面，霍梅尼集团具有压倒性优势。
宗教网络在伊朗社会根深蒂固。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清真寺不仅是祈祷场所，更是社区中心、信息枢纽和组织节点。教士阶层有着严密的等级结构（从普通毛拉到阿亚图拉），而霍梅尼作为大阿亚图拉享有至高权威。相比之下，左翼组织虽然活跃，但内部派系林立；自由派缺乏基层动员能力；民族主义者则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
霍梅尼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权力的措施。他成立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权力机构，成员多是他的亲信。他组建了“革命卫队”，这支武装力量独立于旧军队，直接效忠于宗教领袖。他设立了“革命法庭”，对前政权官员进行“清洗”，许多将军、部长和萨瓦克成员被迅速审判处决。这些行动以“革命正义”的名义进行，既消除了潜在对手，也营造了恐怖氛围，震慑了其他政治力量。
1979年3月，伊朗举行全民公投，98.2%的投票者支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名称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它既满足了民众对共和制度的向往，又强调了伊斯兰特性。然而，真正的权力分配要到宪法制定时才见分晓。
1979年夏天，制宪会议（专家会议）召开。最初的宪法草案由相对温和的临时政府起草，保留了较多的共和民主成分。但霍梅尼的支持者主导了制宪进程，他们提交了一份截然不同的草案。经过激烈辩论（温和派几乎无力抵抗），新宪法于1979年12月获得公投通过。
这部宪法确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基本架构，其核心是“法基赫的监护”原则。宪法规定，国家最高领袖是“监护的教法学家”，他不仅是武装部队总司令，有权宣战媾和，还能任命司法总监、广播电视机构负责人等关键职位。他领导的“监护委员会”有权审查议会通过的所有法律，确保其符合伊斯兰教法。总统和议会虽然由选举产生，但候选人的资格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排除任何“不忠于伊斯兰共和国原则”的人。
这意味着，伊朗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二元权力结构：表面上有民选机构，实际最高权力掌握在非选举产生的宗教领袖手中。霍梅尼成为第一任最高领袖，集宗教与政治权威于一身。曾经与教士并肩作战的左翼和自由派盟友很快发现，自己成了新政权的打压对象。报纸被查封，组织被取缔，许多人被逮捕、流放或处决。到1980年代初，霍梅尼已经清除了几乎所有实质性反对派。
伊朗革命最终走向神权统治，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第一，巴列维现代化模式的彻底失败。国王的白色革命试图模仿西方道路，却造成了“伪现代性”——经济上依赖石油租金，政治上极度专制，文化上盲目西化，社会道德失序。这种现代化没有带来真正的繁荣与公正，反而撕裂了社会传统，制造了普遍的不满。当旧秩序崩溃时，许多人将希望寄托于“回归真正的伊斯兰价值”，认为这是解决社会腐败、道德沦丧和西方文化侵蚀的良方。霍梅尼承诺的“伊斯兰共和国”不仅是一个政治方案，更是一种道德复兴的愿景。
第二，什叶派伊斯兰教在伊朗的深厚根基与组织优势。伊朗超过90%的人口是什叶派穆斯林，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什叶派有着相对独立的宗教体制（乌莱玛阶层），历史上多次与政权保持距离甚至对抗，形成了“反抗不义统治者”的传统。霍梅尼巧妙地将反抗巴列维王朝与什叶派历史上的殉道叙事（如伊玛目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殉难）联系起来，赋予了革命神圣色彩。宗教网络（清真寺、宗教学校、慈善机构）提供了现成的组织架构，这是其他反对派无法比拟的。
第三，霍梅尼个人的领袖魅力与政治策略。霍梅尼不仅是宗教权威，更是精明的政治战略家。在流亡期间，他通过录音带传播思想，塑造了不屈的殉道者形象。革命过程中，他善于团结各派反对力量，同时保持自己目标的隐蔽性。掌权后，他利用革命后的混乱局势，迅速建立平行权力机构（革命卫队、革命法庭），并通过宪法制度将宗教权威固化为政治权力。他的“既不东方，也不西方”的口号，既反美又反苏，迎合了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国际环境与偶然事件的影响。1979年11月发生的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52名美国人被扣444天）极大地改变了伊朗国内政治生态。这场危机激起了强烈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任何温和、亲西方的政治力量都被贴上“叛国”标签。临时总理巴扎尔甘因试图外交解决危机而被迫辞职。人质危机帮助霍梅尼巩固了权力，将革命推向更激进、更反西方的方向。
第五，社会基础的转变与战争的催化。巴列维时期的快速城市化将大量农村人口带入城市，这些新移民往往保留着传统的宗教观念，对世俗化、西化的生活方式感到疏离甚至厌恶。他们构成了霍梅尼运动最坚定的社会基础。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伊朗）进一步强化了神权统治。战争状态下，国家安全成为首要考量，批评政府容易被指责为“背叛”。战争动员需要意识形态凝聚力，伊斯兰革命话语成为团结民众、鼓舞士气的工具。革命卫队等机构在战争中壮大，成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伊朗社会经历了深刻转型。妇女被强制要求佩戴头巾，大学被关闭进行“伊斯兰化”改造，音乐、舞蹈和许多娱乐形式被禁止。经济上，国有化和宗教基金会的扩张带来了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耗尽了资源，西方的制裁使经济举步维艰。政治上，最高领袖体制确保了宗教精英的统治地位，虽然保留了选举形式，但权力核心始终是非选举产生的宗教机构。
曾经与教士并肩作战的盟友——左翼分子、自由派、民族主义者——大多被边缘化或镇压。革命初期那种百花齐放的政治参与迅速萎缩。霍梅尼曾宣称要建立“被剥夺者的政府”，但很快，革命法庭的枪声宣告了新政权的残酷本质。一位观察家后来写道：“革命的狂欢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清算和权力的无情巩固。”
1979年伊朗革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它表明，现代化进程并非线性进步，当世俗威权主义失败时，社会可能转向宗教原教旨主义寻求答案。它提醒我们，革命往往吞噬自己的儿女，最初团结一致的反对派联盟常在胜利后分崩离析。它也展示了意识形态的力量——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理论，将一个原本远离政治的宗教概念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员工具。
伊朗革命不是简单的“历史倒退”，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多重矛盾的总爆发。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撕裂了社会，却未能提供有凝聚力的新认同；霍梅尼的伊斯兰主义提供了这种认同，却以牺牲个人自由和社会开放为代价。四十多年过去了，伊朗仍在神权体制与现代社会张力之间寻找平衡。而1979年那个冬天，德黑兰街头百万人欢呼霍梅尼归来的场景，已成为现代史上最令人深思的转折点之一——一个社会如何推翻了旧的神话，却又亲手铸造了新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