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亿人口，25%的全球GDP，三分之一的世界贸易额，一场谈判持续了将近20年，印度和欧盟终于“敲定”了这项“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当印度和欧盟的政客们正式对外宣告此一协议后，政客的赞美、媒体的热捧、民间的叫好，都在同一时间被推向了最高潮。仿佛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看到了20亿人即将因此“受益”的“光明前景”。
但是，请先等一等，在我们为这来之不易的“自贸协议”和“政客远见”喝彩前，我们不妨将目光从那些宏大的叙事中抽回，去追问一个最朴素、最本真的问题：
我们，以及远在印度、欧洲的民众们，彼此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真的需要一纸“协议”吗？
比如，你会在家附近的菜市场和小贩“谈判”二十年，就为购买几颗鲜活的西蓝花吗？绝不会。你进入菜市场，看中了合适的菜，与卖主达成合意，付钱，交换，各取所需，交易完成。这，就是本应如此的经济活动，它之所以能进行，所依赖的仅仅是基于自愿与互惠的“合意”本身，依赖于两个自由人对各自财产和需求的清晰认知，而不是任何一纸“协定”。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本质上也是万千个“你我”的买卖叠加。一个欧洲的科技从业者，想以更低价格买一块印度出产的手工地毯，来装点他公寓的角落；而一名印度的工匠，也期许着用辛勤的所得，购买更可靠的欧洲制造的机器，来让一家人的生活更便捷。这依然是那个亘古未变的朴素场景。
在尊重个人产权和自由交换的世界里，这样的交易本应像呼吸一样自然。它需要的不是谈判，不是条约，更不是政府力量的加持。它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不被打扰”的、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利。
然而，现实恰恰走向了反面。今天横亘在印度与欧洲之间、让民众的这一天然权利无法顺畅行使的，不是地理的阻隔，正是双方政府自己筑起的高墙。关税，配额，投资审查，技术壁垒，环保标准……名目繁多的“限制”将清晰的互通逻辑搅得混沌不堪。而双方政府竖起这些高墙时，用的恰恰是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经济安全。”
此刻，我们方能拨开迷雾，看清那个最大的讽刺：双方政府先是用强制力，将民众原本可以自由交易、互通有无的天然权利收归己有，加以“封存”，现在，它又摇身一变，化身为“谈判者”和“解冻人”。经过近二十年漫长的外交斡旋，它把一部分收缴的“权利”作为“恩典”和“成果”，小心翼翼地、有框有界地“归还”给民众，随后便沐浴在感谢和赞美之中。这不是欺骗，又是什么？
认识到这层“被骗”的荒唐，是醒悟的第一步。冷静下来，我们才能更深切地去思考那个更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当初会设置那些障碍？当政策祭出“保护”的大旗时，背后真的没有民意支持吗？答案不言而喻，恰恰相反，有巨大的、有组织的、声量震天的声浪，在推波助澜。支持设下高墙的，就是墙内的“民众”自己，或者说，是民众们的“第一重身份”。
德国莱茵河畔的羽绒服厂工人，印度的本土汽车行业，都曾“发自内心”地相信：那些来自国外的物美价廉的羽绒服、更先进便宜的汽车，是“不公正的”，它们会“抢走自己的饭碗，砸掉自己的营生”。于是，他们用共同的“生产者”身份，凝结成强力的利益集团，以“民族企业”、“国家未来”、“保护就业”、“经济安全”等或宏大或悲情的叙事，去影响舆论，去鼓动和胁迫政府，要求筑起阻止自由贸易的关税高墙。
这从来不是什么阴谋，而是一种基于眼前利益的、赤裸裸的“计算”。作为某个行业的“生产者”时，减少一个竞争者，就意味着提高一份售价，保住一份利润，那是看得见、摸得着、马上可以存进银行账户的现金。这种利益是如此直接、如此集中，以至于它们能发出最洪亮、最有组织的声音，精准地抵达权力中心和大众的耳际。
然而，新的、更多“看不见”的恶果正由此涌现。作为羽绒服厂“被保护”的工人，他要开车，要吃饭，要买日用百货，要进行各种消费。此时，他的身份切换了：他变成了一个消费者。于是，那些按照他同样逻辑也要求“保护”的国内产业，开始在他的生活中无声无息地与他算账：由工会用强制手段哄抬价格的汽车；由农民用抗议换来的昂贵肉类和粮食；由为保护本土制造业而限制进口导致的、高昂且效率低下的工业品和生活资料……他作为“生产者”在“保护”之下所“挣”到的那一份看似增加了的收入，在他作为“消费者”时，会被其他行业以同样的逻辑用各种更高昂的标价加倍地“抢”了回去。
他保护了自己的工厂，却买不起汽车；他守住了自己的店铺，却发现生活成本陡增、购买力缩水。他赢得了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他浑然不知，症结就在于他的“双重身份”上：他用生产者身份争取来的那份“短期的、可见的利益”，正由他消费者身份在购买几乎其他任何商品时，埋下一个个“长期、分散且不易察觉的”长期亏损。
而政治的逻辑，恰恰偏爱那些看得见、能量强大的声音。于是，政客们总是乐于扮演那个挥舞“保护”大旗或回应“汹涌”民意的角色，用“谈判桌上的强硬姿态”或“自贸协议的签署”来扮演保护者、恩赐者的角色，由此，他们总是收获民众的支持和歌颂。然而真相是，他们所做的通常只是刻意制造或有限修复因权力干预而造成的市场“扭曲”。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跳脱出这种自我循环的陷阱。
“生产者vs消费者”的身份错位及其引发的双重逻辑，正是无数现实经济困惑与社会矛盾的根源。绝大多数人都是无意的“双标者”：当他们作为买家时，希望卖家充满竞争，价格越低越好；可轮到自己成了卖家时，又希望来点“垄断”或“帮手”，以使自己的产品或劳动力卖得越贵越好。这种分裂的逻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一面抱怨房价高昂，另一面却为自己所在行业的各种准入壁垒辩护；一边指责电商平台让小商贩难以为继，一边又享受网购的快捷与低价。
这种“精神分裂”，使得我们很容易在宏大叙事或自身利益的驱动下，支持那些以“生产者”为中心的、带有“保护”色彩的政策以维持高价；然而，当人们以“生产者”身份支持维持高价的主张或政策时，必然会在“消费者”身份时付出代价。正是这种普遍的短视和无知（对复杂经济链条的无知），让我们轻易忽略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默认了以“保护”为名的干预。
最终，人人互害，社会撕裂。因为今天你因保护受益，明天就会被其他行业以同样的“保护”所损害。每一个行业都建立起自己的堡垒，结果是：商品流通被层层壁垒阻隔，价格因缺少竞争而居高不下，创新因无需直面对手而裹足不前。整个社会的活力和总产出在摩擦和阻力中被消耗，最终，表面收入的增长被生活成本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停滞所稀释，每个人都活在一个““高收入、高物价”、”“名义富裕、实际贫穷”的窘境里。
那么，真正的出路在哪里？答案就藏在每个人对自己双重身份的清醒剖视里。
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自己既是一个生产者，同时，更是市场上多如繁星的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者。任何一项以“保护”为名，让自己（及像自己一样的其他所有人）买东西更贵、选择面更少的政策，都是在切切实实地损害自己作为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任何一次自己作为“生产者”呼喊的保护，都应审慎考量，因为它终将反弹回来，在自己作为“消费者”支付时，甚至加倍偿还。
因此，当政客们又一次站在聚光灯下，为又一份“伟大的协议”邀功时，人们需要的不是盲目的追捧，而是冷静的思考：政客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去拆除那本就不该存在的高墙？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是把真正属于民众的自由，实实在在地、无差别地归还给每一个具体的普通人？而这归根结底依赖的还是民众们自身所秉持的观念。
从印度与欧盟的“协议”回望，真正的繁荣与和平，从不需要外部的恩赐与特殊政策，它最坚实的基础，是每个普通人受到尊重、不被设限的天然权利。当这种权利不再被剥夺和扭曲，买卖便只是寻常的买卖，繁荣也就流淌在每一个寻常的买卖之间。这，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真正自由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