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1月13日消息，据美国媒体12日报道，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伊朗外交部12日召见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驻伊朗大使，表示伊朗反对以任何形式在政治或媒体层面支持参与骚乱事件的“暴徒”，此类行为将被视为对伊朗内政的干涉。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2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说，如果伊朗遭到攻击，将给美国“永生难忘的教训”。
在国际关系中，很少有国家像伊朗和美国那样，经历过如此戏剧性的关系逆转：上世纪中叶，他们是中东地区紧密的战略伙伴，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洋溢着信任与合作；然而，一场革命之后，这对昔日的盟友却反目成仇，陷入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敌对与猜疑。这段充满恩怨的历史，不仅塑造了当代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成为理解当今世界诸多冲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案例。
时间倒退回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时的伊朗巴列维王朝与美国，正处在关系的“黄金时代”。这种亲密关系的根基，深植于冷战的宏大叙事之中。
对于美国而言，伊朗的战略价值无可替代。这个雄踞波斯湾北岸的国家，不仅拥有当时已探明世界第二的石油储量，是西方能源生命线的重要一环，其地理位置更是扼守苏联南下印度洋的咽喉要道。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伊朗被视为抵御共产主义在中东扩张的“北层屏障”和可靠盟友。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伊朗军方推翻民选首相摩萨台，将流亡在外的巴列维国王重新扶上王位。此后，巴列维国王领导的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两根支柱”政策（另一根为沙特阿拉伯）中的关键一支。
巴列维国王则视美国为其政权现代化和稳固统治的最重要外部保障。他雄心勃勃地推行以土地改革、赋予妇女权利、发展工业为核心的“白色革命”，力图将伊朗快速带入西方化的现代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美国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巨额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源源不断流入伊朗，大批美国顾问和技术专家活跃在伊朗的政府、军队和关键产业中。伊朗军队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式武器，其军官多在美国受训；美国的石油公司也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展开了深度合作。在政治和外交上，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巴列维国王被西方誉为“波斯湾的稳定基石”，而伊朗则被美国视为其中东战略的“宪兵”。
这一时期，两国在地区事务上也配合默契。伊朗与以色列——美国的另一个关键盟友——也保持着秘密而密切的合作，形成了所谓“边缘联盟”，共同对抗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地缘压力。在数次中东战争中，伊朗成为以色列重要的石油供应保障。这种基于现实战略利益的同盟关系，在1970年代达到了顶峰。1978年新年，以色列总理贝京访问德黑兰，巴列维国王亲赴机场迎接，并盛赞以色列是伊朗“在中东最亲密的朋友”。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这段亲密关系的最后余晖。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正在王座之下悄然酝酿。
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和表面现代化的同时，也埋下了深刻的社会危机。贫富差距的极度扩大、西化政策对传统宗教与社会结构的猛烈冲击、秘密警察（萨瓦克）令人恐惧的政治高压，使得巴列维政权在国内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1970年代末，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更是点燃了民众的普遍不满。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宗教势力，在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的旗帜下，成为了反对派力量的核心。
霍梅尼虽流亡海外，但其反对国王专制、反对西方腐蚀、主张建立伊斯兰政府的录音带在国内广泛传播，激发了巨大的宗教与民族热情。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在持续数月、规模空前的全国性抗议浪潮中被迫流亡。2月，霍梅尼返回德黑兰，受到了数百万民众近乎狂热的欢迎。一场以宗教复兴为旗帜、反对君主专制和西方干涉的伊斯兰革命取得了胜利。
这场革命不仅颠覆了一个王朝，更彻底扭转了伊朗的国家政策与外交走向。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思想指导下，将美国定性为“大撒旦”（Great Satan），是压迫穆斯林世界、干涉伊朗内政的万恶之源。革命者认为，美国长期支持腐败的巴列维政权，掠夺伊朗的石油财富，腐蚀伊朗的伊斯兰文化，是伊朗一切苦难的根源。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使得与美国决裂成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石和核心诉求。
革命后的伊朗迅速清算了与美国的旧关系。美国军事顾问被驱逐，一系列与美国签订的军事、经济合同被废止。更致命的事件接踵而至：1979年10月，美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罹患癌症的巴列维国王赴美治疗。这在德黑兰激起了革命者的极大愤怒，他们视此为美国策划复辟阴谋的信号。同年11月4日，一群激进的学生冲进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酿成了持续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
这场危机成为美伊关系永久性破裂的象征性事件。它让美国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时任总统卡特在国内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其救援行动的失败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对于伊朗新政权而言，占领使馆则成为凝聚国内革命热情、打击内部温和派、巩固霍梅尼绝对权威的绝佳工具。人质危机最终虽然通过阿尔及尔调解得以解决，但它给两国关系造成的创伤却再也无法愈合。1980年4月，美国宣布与伊朗断交，并开始了对伊朗长达数十年的全面制裁。亲密盟友，至此已形同陌路；而接下来的历史，则将他们推向了全面对抗的深渊。
如果说人质危机是美伊公开决裂的宣言，那么随之而来的两伊战争（1980-1988年）则像一台巨大的加速器，将双方的敌意推向了新的高度，并深深嵌入了中东的地缘博弈之中。
1980年9月，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趁伊朗革命后内部混乱、国际孤立之机，大举入侵，意图夺取边境争议地区并削弱这个新生的什叶派政权。战争初期，美国表面上保持中立，但暗地里却希望看到两个反美的地区大国相互消耗。随着战局发展，当伊朗逐渐扭转劣势并反攻入伊拉克境内时，美国的担忧发生了变化。它害怕伊朗获胜后会输出革命，颠覆整个海湾地区的亲美君主国。于是，美国政策开始明显“倾斜”。
里根政府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情报、经济援助乃至后来曝光的武器零部件，并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施严厉制裁。美国还发起了名为“坚定行动”的国际倡议，试图阻止任何国家向伊朗出售武器。更让伊朗人刻骨铭心的是，1988年战争末期，美国海军舰艇在波斯湾“护航行动”中，误击落了一架伊朗民航客机，导致290名平民丧生。美国事后仅以“误判”解释，并未正式道歉，这被伊朗官方和民众视为蓄意屠杀，进一步强化了“美国是恶魔”的认知。
战争极大地塑造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性格。为了生存，政权得以高度军事化和集权化，革命卫队等强力机构迅速膨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伊拉克的偏袒，使“反抗西方霸权”从革命口号变成了基于血泪经验的生存哲学。伊朗开始在中东地区全力构建自己的“抵抗轴心”，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等组织，来扩展影响力、抗衡美国和以色列。这些组织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这又反过来为美国加强对伊制裁和孤立提供了理由。
整个1980年代到1990年代，美伊关系陷入了一个“行动-反应”的恶性循环。美国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中东和平进程；伊朗则控诉美国霸道干预、双标霸权、持续威胁伊朗国家安全。克林顿时期，美国对伊朗（连同伊拉克）推行“双重遏制”政策。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达马托法》，不仅制裁与伊朗能源领域合作的美国公司，甚至试图“长臂管辖”，制裁与伊朗做生意的外国公司，激起了欧洲盟友的强烈不满。制裁与反制裁，成为两国关系最常态化的表现形式。
进入21世纪，伊朗核问题逐渐成为美伊矛盾的新焦点。2002年，伊朗反对派揭露伊朗存在未申报的核设施，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美国小布什政府将伊朗与伊拉克、朝鲜一同列为“邪恶轴心”，坚信伊朗意在发展核武器。尽管伊朗坚称其核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但多年的秘密活动历史使其辩解缺乏说服力。
在国际社会，主要是欧盟三驾马车（英法德）以及后来中俄的斡旋下，伊朗核问题谈判曲折前行。2015年，经过多年艰苦谈判，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英、法、俄、中、德）及欧盟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即伊核协议）。伊朗同意严格限制其核活动，并接受国际社会最严格的核查，以换取国际制裁的解除。
伊核协议曾被视为打破美伊僵局的历史性机遇。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接触政策，将伊朗重新纳入国际体系，并温和改变其行为。协议执行初期，伊朗经济有所回暖，与美国关系也出现一丝缓和迹象。然而，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互信缺失和结构性矛盾并未消除。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和以色列，始终强烈反对该协议，认为它只是暂时冻结了伊朗的核能力，并未解决其弹道导弹计划和地区“扩张”行为。
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并追加了前所未有的“极限施压”制裁，意图迫使伊朗接受更苛刻的新协议，甚至促成其政权更迭。伊朗则以逐步中止履行协议条款作为回应，并加强了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2020年初，美军袭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伊朗则用导弹袭击美军伊拉克基地，双方一度走到战争边缘。拜登政府上台后，虽表示愿意重返协议，但谈判进程艰难反复。以色列与伊朗的“影子战争”持续不断，地区冲突频发。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经历了从试探性接触到军事对抗，再到谈判冻结的急剧恶化过程。其变化的核心轨迹是：外交谈判的脆弱重启被突如其来的军事冲突彻底打断，双方长期积累的战略互疑与安全困境全面激化，关系陷入更深层次的僵局与对抗。
如今的美伊关系，陷入了一种“冷和平”与“热对抗”交织的复杂状态。制裁与反制裁、代理人与反代理人、核设施与网络攻击，构成了双方博弈的日常。从曾经的亲密握手到如今的剑拔弩张，这段关系变迁的背后，是帝国战略与革命理想、全球霸权与地区雄心、世俗现代化与宗教复兴之间难以调和的激烈碰撞。四十多年的敌对，已在两国政治文化和安全观念中刻下了太深的烙印。破镜重圆，谈何容易；未来的篇章，注定仍将在猜忌、试探与激烈的博弈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