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说白了就是给人们提供治病服务的地方。它和饭店、理发店、汽车修理厂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提供服务、满足需求。但为什么大家对去医院看病这件事，总是充满焦虑、不满，甚至时不时爆发激烈的冲突呢？为什么医疗领域的信任危机似乎成了一个难解的疙瘩？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场景：吃饭。
你去饭店吃饭，觉得这家店口味不行，或者服务太差，你怎么办？很简单，放下筷子，结账走人，下次再也不来了。不仅如此，你很可能还会告诉亲朋好友，别去那家店。如果一家饭店长期如此，它很快就会门可罗雀，最终关门大吉。反过来，如果一家饭店饭菜可口、服务周到、价格实惠，哪怕位置偏一点，人们也会口口相传，生意自然红火。
为什么饭店老板不敢轻易得罪顾客？因为吃饭是典型的“买家市场”。一条街上可能就有十几家饭店，一个商场里餐饮层更是琳琅满目。消费者手握充分的选择权，用脚投票。饭店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千方百计地讨好顾客，要么在菜品味道上下功夫，要么在服务体验上做文章，要么在价格上让利。竞争之下，受益的是消费者。
然而，医院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医院是典型的“卖家市场”。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哪个地区，当你生病需要看医生时，你能选择的医院基本上就那么几家——市人民医院、中心医院、中医院，或许再加上一两家规模较大的私立医院。你对他们服务满意与否，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选择权。这家医院态度不好、排队时间长、费用感觉高，你能怎么办？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能忍着。因为医院就这么几家，在缺乏竞争与淘汰机制下，往往会倾向于向最差看齐。
于是，医院就没有像饭店那样，必须尽力去讨好每一位“顾客”（患者）的紧迫动力。既然患者没多少选择，医院自然缺乏通过提升服务、降低价格来竞争的压力。这就构成了医患关系不对等的底层逻辑。
那么，就要问了：为什么去医院看病，消费者会没有多少选择权？
中国有句老话叫“物以稀为贵”。这句话放在哪里都适用。看病难、看病贵，说到底，就是因为医疗资源的稀缺。这“稀缺”，并非天生如此，而是人为造成的。
医疗行业是一个受到高度管制和存在准入壁垒的行业。开一家医院，远不像开一家饭店那么简单。从资质审批、人员执业资格、到设备采购、药品渠道，处处都是门槛和限制。这种管制，名义上是为了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但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供给。就像把开饭店的执照弄得难于登天，结果必然是街上饭店稀少，食客们不得不忍受仅有的几家饭店可能存在的质次价高。
供给被人为限制，而需求（生病看病）又是刚性且持续的，结果必然是稀缺。患者的选择权就在这种稀缺中被剥夺了。于是，医院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这种格局下，医疗机构的运行逻辑就发生了根本扭曲。一个饭店，它的收入直接来自于一个个登门的食客。它必须对食客负责，食客满意，它才有钱赚。但很多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其相当一部分收入并非直接来自患者的口袋，而是来自一个庞大的中间支付方——医保基金。医院真正的“大客户”是谁？是掌握着医保资金分配和管理权力的体系。
这就导致了一个关键问题：医院的首要负责对象，发生了偏移。它固然也需要考虑患者的感受，但更重要的，是满足医保的报销规则、完成行政考核指标、应对各种检查评比。它的行为导向，更容易变成“向管理者负责”，而非“向患者负责”。
另外，讨好千差万别、诉求各异的患者是困难的，但讨好特定的、规则明确的管理体系则相对“容易”，这就又催生了一系列扭曲的现象：比如，医保控费和指标考核，更有寻租腐败和包庇推诿。
长此以往，患者自然会感到困惑和愤怒：我来看病，付了钱（无论是自费还是医保），为什么得不到全心全意的服务？为什么感觉医院和医生在遵循另一套我无法理解的“潜规则”？信任，就在这一次次的“规则冲突”和体验落差中逐渐流失。
更令人遗憾的是，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抱怨，公众和舆论常常开出的“药方”，不是去破除导致稀缺的管制，增加供给，而是呼吁更多的“管一管”。觉得价格高，就要求政府严格限价；觉得有乱象，就要求加强行政监管；觉得不公平，就呼吁推进“免费医疗”。
这些听起来充满善意的呼吁，结果往往是南辕北辙，加剧了恶性循环。
限价，听起来是为患者着想。但价格是市场供需的信号。人为将医疗服务的价格压制在市场价格之下，会发生什么？它会打击医生提供服务的积极性（辛苦劳动得不到相应回报），也会打击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意愿（无利可图）。供给受到打击，而由于价格低廉，需求反而会被刺激得更加旺盛。结果就是，价格看起来是“便宜”了，但你可能根本排不上队，或者只能得到非常潦草的服务。这正应了那句话：价格管制必然导致短缺。
至于“免费医疗”，更像一个充满诱惑的陷阱。它宣称看病不要钱，但“免费”的午餐并不存在，代价只是从你的口袋转移到了税收或强制医保中，并且变得更不透明、更无法控制。当医疗变成“免费”的公共资源，需求会无限膨胀（反正是“免费”的），而供给却因为缺乏利润激励而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漫长的排队、苛刻的资格审核、以及服务质量的全面下滑。加拿大、英国NHS体系下“小病拖成大病，排队等到死亡”的案例，并非危言耸听。那时，患者失去的不仅是金钱的选择权，连时间的选择权也丧失了，只能被动等待系统的安排。
所以，我们看到的医疗信任危机，其根源在于一个扭曲的体系：它通过管制制造了稀缺，剥夺了患者的选择权；它通过扭曲的支付和考核体系，让医院的首要激励不是患者满意；而公众试图解决危机的方法，又常常在呼吁加强这个扭曲体系本身的力量。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越管越缺，越缺越贵，越贵越不满意，越不满意越要求管。信任，就在这个循环中被不断消磨。
而想要破解这个困局的关键，恰恰在于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不是增加更多的管制，而是减少不必要的管制，打破垄断，允许更多的供给者进入市场。如果开医院能和开饭店一样（当然，需要基本的、一视同仁的资质与安全监管），让民间资本、医生团队可以相对自由地开办诊所、医院，那么医疗资源的稀缺性就会大大缓解。
当患者可以像挑选饭店一样，用脚在多家医院之间投票时，竞争就产生了。哪家医院服务好、医术高、价格公道，患者就会流向哪里。为了赢得患者，医院就必须像饭店讨好食客一样，真正把患者当“顾客”来尊重和服务。那些医术不精、态度傲慢、收费不合理的机构，自然会被市场淘汰。
有人会担心，放开准入，会不会导致医疗市场混乱，庸医害人？这种担心看似有理，却忽略了市场的自我净化能力和监管的真正角色。食品安全不重要吗？但我们并没有要求每个开饭店的人都必须是特级厨师，而是通过事后的市场监管、消费者投诉和口碑传播来优胜劣汰。医疗当然需要更严谨的准入和监管，但监管的重点应是设定并守住安全的底线（比如基本的执业资格、消毒规范、事故追责），而不是直接决定谁能开业、谁能提供什么服务、应该收多少钱。管理和管制，是两码事。
只有当医疗服务的供给像餐饮一样变得丰富和多元时，价格机制才能真实地反映成本和供需，竞争机制才能迫使医院不断提升效率和改善服务。到那时，看病或许依然不便宜（因为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本身价值不菲），但一定会更“值”——就像我们今天去一家明码标价、服务周到的餐厅消费一样，钱花得明白，体验有保障。信任，才会在无数次自由、自愿、互利的交换中重新建立起来。
医疗信任危机，难解吗？看似复杂，但根源清晰。它难解，是因为我们总在错误的方向上用力。一旦观念转变，认识到问题的核心在于“稀缺”，而解决稀缺的唯一正道在于“增加供给、放开竞争”，那么解开这个死结，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