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屏蔽红包链接的是非对错

最近有件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微信,这个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用的软件,接二连三地把自己人腾讯元宝,还有外人百度文心、阿里千问这些AI应用发红包的链接给屏蔽了。点开之后,要么是风险提示,要么就得复制一串网址到浏览器才能打开。

微信给出的理由很明确,说是这些红包链接转发得太频繁了,像病毒一样在各个群里扩散,干扰了平台的正常秩序,影响了大家的体验,对很多用户构成了骚扰。

消息一出,网上叫好声一片。毕竟,谁没在家族群、同学群、工作群里被那些“帮我点一下”、“就差你一个”的红包链接刷过屏呢?清净了,好像是大快人心。

但这件事,真的就这么简单地对,或者错吗?我们不妨看看里面的逻辑。

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摆在那里:有海量的用户在自发地、频繁地发送这些红包链接。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行为背后,对应着庞大而真实的现实需求。这些需求可能是想领点实惠,可能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也可能是朋友间的一种互动游戏。总之,对他们而言,能够顺畅地在微信里打开链接,是他们“使用微信”这项权利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微信作为一个拥有十亿级用户的超级平台,当它一刀切地屏蔽这些链接,导致用户点击后只能看到风险提示、必须复制网址到浏览器才能打开时,它实际上切断了一条高效、便捷的参与通道。

有人说,你这是诱导分享,是违规的。好,那我们退一步,就算这些链接的营销方式在法律或平台规则的边缘游走,但用户发送链接这个动作本身,是用户在行使自己的通信自由。微信的通信功能,本质不就是让用户发送自己想发送的信息吗?现在,因为链接另一头的内容不合平台心意,就把整个信息传递的路径给堵了,这逻辑是不是有点像:因为你觉得一封信里装的是广告传单,所以邮局就有权把这封信在半路截留、销毁,并且告诉你“这是为你好”?当平台以防止骚扰为名,抬高了所有用户(包括那些自愿且乐于参与的用户)的使用门槛时,这是否构成了一种对用户选择权的隐性限制?

好了,现在让我们站到另一边来看看。同样有海量的用户,对这些刷屏的红包链接深恶痛绝。他们不想看,更不想点。那他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理论上讲,很简单:谁老是发这些烦人的链接,你就把谁拉黑或者删除;哪个群被这种链接淹没,你就退群,或者如果你是群主,就把发链接的人踢出去。这几乎是所有社交软件都赋予给了用户的终极自主权。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但是”上。现实不是理论。那个在家族群里发链接的,可能是你二姨;在工作群里转发的,可能是你上司;在同学群里刷屏的,可能是你多年老友。人情、面子、关系、甚至利益,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人牢牢套住。你很难因为一个红包链接,就去拉黑亲戚、得罪领导、疏远朋友。于是,人们的愤怒和无力感,就找到了一个更安全、更集中、更无心理负担的发泄对象——不是那个发链接的具体的人,而是那个“链接”本身,以及允许链接存在的平台。

“微信你怎么不管管?”“把这些垃圾链接都屏蔽掉!”这样的舆论呼声就此响起。你看,人们因为无法解决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微小摩擦,转而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心化权力(平台)出手,替他们完成“清理”工作。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

于是,微信响应了这部分用户的诉求,出手了。

腾讯元宝、百度文心、阿里千问……一个个名字上了“屏蔽名单”。一时间,那些饱受骚扰的用户似乎取得了胜利,群里清静了不少。但是,就像按下葫芦浮起瓢,我们忍不住要问:问题,真的就此解决了吗?

我们要看,那个最根本的“现实需求”消失了吗?

显然没有。想发红包拉新、想做活动推广的企业,需求还在;想领点实惠、帮朋友点一下的用户,需求也还在。微信屏蔽了直接可以点击跳转的“链接”,但他们无法屏蔽“文字”。于是,一场经典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戏码上演了。链接迅速进化成了“口令”——一长串夹杂着文字、字母、符号的密码。

你看,链接从一种便捷的“超文本”,退化成了需要手动操作的、原始的“文字密码”。但对于发送者而言,目的达到了;对于想领取的人,步骤麻烦了些,但仍可操作。那么,对于那些反感此事的用户呢?他们的处境改善了吗?

很遗憾,并没有。他们依然要在群里看到这些“口令”,骚扰的本质——不请自来的、带有诱导性的商业信息——没有丝毫改变。

微信作为软件的所有者和运营者,当然有权利在自己的地盘上制定规则。

这一点毋庸置疑。从商业逻辑、平台治理的角度,它完全有权这么做。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微信的“权利”,而是解决问题的“效果”和“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微信的这次屏蔽行动,并没有解决核心矛盾——即部分用户主动发送信息与另一部分用户被动接收并厌恶该信息之间的冲突。它只是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技术成本,从“一键直达”变成了“复制-粘贴-跳转”。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治理思路:通过增加所有人的使用困难与麻烦,来试图减少或吓阻少数人(或特定场景下)的过度行为。这相当于让全体用户,包括那正常使用的用户,一起为“可能存在的骚扰”和“少数人的疯狂刷屏”买单。平台省去了甄别“善意分享”与“恶意刷屏”的复杂成本,选择了一刀切。

这种逻辑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很常见?一刀切看似高效、安全,但代价是普遍性的便利丧失和体验降级。它用限制大多数人的自由,来防范少数人的不当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掩盖了真正的问题:部分人的不满是否应该让所有人承担代价?也没有解决实际问题:链接变成了口令依旧存在。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微信屏蔽红包链接,是对还是错?

我觉得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对”或“错”来回答。它更像是一个在复杂生态中,平台面对两难困境时做出的一个“次优解”,甚至是一个“懒政解”。它安抚了一部分用户的情绪,彰显了平台的管理权,但也粗暴地忽略另一部分用户的合理需求,并将真正的问题遮掩了起来。

这件事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在一个无法完美、众口难调的社会里,有时候很难给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决定,其实最佳的办法还是把处理权交给个人,去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愿意接受红包链接的就正常使用,厌恶的就选择拉黑屏蔽,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每个人自负其责。

然而,麻烦就在于,人是会权衡利弊的动物,有很多人在自己不想承担代价时,便可以将本属于自己的成本外部化,即通过各种名义将代价进行包装美化进而让所有人来承担,这也正是当下社会撕裂、矛盾与冲突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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