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996”，如今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套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引来了无数劳动者的声讨与谴责。这情绪再正常不过，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别说996，就算朝九晚五、周末双休，也还是有人觉得辛苦。若是可以，谁不向往一种“不劳而获、钱却花不完”的理想状态？然而，梦终究是梦，人活在现实里，终究要面对一个基本事实：绝大多数人上班，不是因为热爱工作本身，而是需要通过这份工作赚取收入，来满足自己其他的欲望与需求——养家糊口、改善生活、实现抱负，或是单纯的消费享乐。因此，上班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
既然是工具，那它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属性。就像有人喜欢用刀剑，有人偏爱用弓箭，一个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能力和处境，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劳动方式。现实中，工作模式本就千姿百态：有全职也有兼职，有月薪制也有日结制，有固定工时也有弹性工作。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为所有人提供了基于自愿的、多样化的选择空间。每个人都可以在权衡利弊后，寻找到那个让自己最舒适的平衡点。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你讨厌996，完全可以不去选择它。现实中，并没有人拿着枪逼你必须接受996的工作。你大可以去找一份朝九晚五、周末双休的工作；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这本是市场赋予每个人的基本自由。
然而，当下“反996”浪潮中一个普遍而危险的主张是：“我不喜欢996，所以，我也不允许任何人选择996”。这不只是表达个人好恶，而是要把自己的价值排序和生活方式，强加于所有他人头上。如果他人不接受，就要在道德上对其污名化，甚至主张动用强制性的立法手段，来禁止和惩罚它。
这，就不仅仅是“观点不同”了，而是一种对他人自由、财产与产权的公开侵犯。
许多反对者会辩称：我们反对996，初衷是“好心”，是为了让劳动者有更多休息时间，享受生活，同时也能获得更高收入。这种基于直觉的“同情心”看似高尚，却犯下了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它完全搞错了决定工资水平与工作时间的真正因素。
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间，不是由企业家的“良心”或一纸法令决定的，而是由复杂的经济现实决定的，其中最关键的是该地区的资本积累水平、人均资本占有量、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简单来说，只有当一个社会拥有丰富的资本，能够投资于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每个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时，才能在更短的工作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时，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才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试想，在一个一穷二白、资本匮乏的地区，即使颁布最“先进”、最“严苛”的劳动保护法，规定每周只工作4天、每天6小时，甚至立法规定最低月薪1万元，难道财富就会凭空变出来吗？企业就会因此变得慷慨吗？不会。这些脱离经济现实的强制规定，只会让企业因成本激增而倒闭，或者因无利可图而选择撤离。结果就是：工作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那些原本希望通过努力加班来多赚一点钱的劳动者，连“被雇佣”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他们的境遇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更糟。
真正能持续、长久地改善劳动者境遇的，不是对抗与强制，而是合作与积累。只有当资本不断涌入，企业不断创办和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时，企业家之间才会为了争夺稀缺的劳动力而展开竞争。竞争的方式“简单而粗暴”——就是开出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好的条件。这才是推动劳动者福利普遍提升的根本动力。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无数劳动者从田间走进工厂，收入和生活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反对”了什么，而是因为市场开放，资本积累，创造了海量的就业机会。
人们常常忘了，“休闲”本身，就是一种昂贵的消费品。它和买车、买房、旅游一样，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因不工作而放弃的潜在收入。
每个人内心都有一张独特的“价值排序表”。对于一些人来说，当下最迫切的需求可能是赚够钱支付父母的医药费、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或者攒下房子的首付。这时，“多赚一些钱”带来的满足感，远远超过了“多休息一会儿”带来的享受。因此，他们自愿选择加班，选择996，甚至选择打两份工。这是他们基于自身处境做出的、对自己最有利的理性决策。
对于另一些人，可能基本生活已无近忧，他们更看重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发展个人爱好、或者单纯的“躺平”放松。那么，他们自然会去寻找一份更轻松、哪怕收入稍低的工作。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并尊重这种多样性。将一部分人（比如“中等收入者”）对“闲暇”的较高偏好，当作所有人的“普遍需求”和“道德标准”，并试图通过权力强制推行，是极其霸道的。这就像一个人自己爱吃素，就要立法禁止全世界所有人吃肉一样荒谬。那些要求强制禁止996的人，本质上是在说：“我的生活方式才是对的，你的生活方式是错的，你必须按我的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他人的强制与奴役吗？
反对996的论述中，一个常见的混淆是将“经济压力”与“强制”划等号。他们会说：“劳动者是弱势群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996，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制。”
这混淆了“约束”与“强制”的本质区别。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每个人做选择时都面临各种“约束”——金钱的约束、时间的约束、能力的约束。因“经济压力”而选择一份更辛苦但收入更高的工作，就像因“饥饿”而需要花钱去买食物一样，这是在自然和社会约束下做出的理性选择，其本质依然是自愿的。因为你随时拥有另一个选择：接受一份更轻松、但收入更低的工作，或者干脆不工作。
经济学上，“强制”有且只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迫使他人服从。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上，没有企业家可以拿枪指着员工去上班。员工签下劳动合同，是因为他经过比较，认为这是当下能获得的最优选择；他随时可以辞职，用脚投票，去寻找下一份工作。这个“用脚投票”的权利，是抵御任何潜在“剥削”的最强大武器。只要这个权利是真实的，比如劳动者可以随时跳槽，劳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平等的自由契约关系，而非强制关系。
将“经济约束下的自愿选择”污名化为“强制”，是在进行危险的语言腐败。这种逻辑如果成立，那么所有消费者都在“强制”企业（因为企业不降价就卖不出去货），市场上就会出现所有人“强制”了所有人。最终，它为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打开了大门——既然什么都可以被定义为“强制”，那么国家就可以“合情合理”地介入一切领域，替所有人做决定。这条路的名字，叫“奴役”。
如果说基于错误认知的“反对”只是愚蠢，那么，当这种“反对”与强制权力结合，并旨在侵犯他人基本权利时，它就滑向了邪恶。
产权的本质是使用、支配自己财产（包括自身的劳动力）的权利。一个劳动者与一个企业，基于自愿、就工作内容、时间和报酬达成一致，签订契约。这份契约是双方产权的共同延伸。
而通过立法强制禁止某种工时制度（如996），或者强制规定必须为加班支付数倍工资（这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价格），本质上是以暴力为后盾，侵犯了企业自由支配其资本（购买劳动服务）的权利，也侵犯了劳动者自由出售其劳动时间的权利。
996与反对996，前者是企业花钱与劳动者自愿缔约，后者则是将前者污名化并推动强力禁止与惩罚。前者是自愿的，后者则是强制的，到底谁更道德？谁又更邪恶？
而且这种侵犯，会立刻产生一系列恶果：
1、交易成本激增，企业雇佣员工的顾虑和风险变大。2、投资意愿衰退，企业家因预期不稳定而减少或停止投资。3、资本积累放缓甚至外逃，因为哪里有更自由的环境，资本就会流向哪里。4、最终结果：工作机会减少，经济活力下降，所有人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物价相对上涨，生活水平不升反降。那些本希望通过更多劳动改善生活的“穷人”和“奋斗者”，其最重要的上升通道被硬生生截断。
这正应了那句老话：“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由善意铺就”。怀着“让劳动者更幸福”的初衷，却采取“侵犯产权、破坏市场”的手段，最终让所有人，尤其是最需要工作的人，一起陷入更困顿的境地。这不仅是手段与目的的根本背离，更是一种系统性的、对创造财富之根的戕害。当社会舆论和政策联手，将“勤奋工作”污名化为“内卷”，打击的将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时，社会面对的将不是有没有996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工作”的问题（前文已经提及工作机会必然减少）。
不喜欢996，作为一种个人情绪的宣泄，无可厚非，一个人也可以随时自由的选择一份不是996的工作。但若将其上升为一种要求普遍强制、并污名化他人自由选择的社会运动或政策主张，则是错误，且是邪恶的。其错误在于，它根植于对经济规律的无知，混淆了“强制”与“选择”，用道德绑架替代了理性分析。其邪恶在于，它以“为你好”之名，行“侵犯之实”，通过破坏市场契约与财产权这一文明社会的根基，最终让所有人的处境变得更差，尤其是那些它声称要保护的“弱者”。
真正文明与进步的社会，不是用一个模子去刻画所有人，强迫所有人都过上同一种“正确”的生活，而是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那个想奋斗的人可以尽情奋斗，让那个想安逸的人可以安心安逸。我们应当追求的，不是通过权力去“禁止”某种工作模式，而是通过捍卫市场、保护产权，让资本丰裕，让企业蓬勃，从而创造出海量、多元、高质量的就业机会。那时，每个人面前才会真正摆满各种选项，每个人也可以基于自身的处境自由的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