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中，当公民的权利受到公权力不当侵害时，如何获得救济是一个重要话题。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旨在为那些因公权力错误而遭受损失的人提供补偿。
这听起来很公平，也体现了法治精神。但如果仔细审视，你会发现这个制度存在诸多隐忧。它往往让真正的责任人逃脱直接后果，却把负担转嫁给无辜的纳税人。更糟糕的是，它模糊了权责界限，难以真正推动公权力机关的改进。
基于这些问题，本文认为“国家赔偿”制度应该取消，转而由制造冤假错案的具体责任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仅是调整一种机制，更是回归公平正义的核心原则。下面，本文就来一步步分析为什么这么做更合理。
首先，我们得承认，国家赔偿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它旨在保护公民免于公权力滥用带来的伤害，比如在司法领域，当一个人被错判入狱，国家出面赔偿，能在一定程度上抚平受害者的创伤。这体现了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然而，这个初衷在实践中却常常走偏。其问题就在于，它把相应的责任从具体的个人转移到抽象的“国家”身上，模糊了真正的权责机制。
试想一下，如果某个案件是因为法官、检察官或警察的疏忽、偏见甚至故意违法造成的，为什么不是由这些具体的当事人来赔偿？国家毕竟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它只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机构。把赔偿责任推给国家，就等于让实际责任人躲在集体背后，免于直接面对后果。这不利于培养公职人员的责任感，反而可能助长一种“反正有国家兜底”的心态。相反，如果要求具体责任人赔偿，就能让每个人在工作中更谨慎、更注重事实和程序。毕竟，谁都不想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赔上个人财产。
更进一步说，国家赔偿的资金来源也是个大问题。这些钱通常来自各级财政预算，而财政预算的来源呢？往往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当公权力犯错时，最终买单的往往是广大普通纳税人。那这样公平吗？纳税人辛辛苦苦赚钱缴税，本是为了享受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但现在却要为他人的过失买单，这样的做法极不公平。
举个例子，假如一个无辜公民被错关几年，国家赔偿一笔资金，这些钱从哪里来？往往是从相应国家机关的金库里拨出，而金库的钱又是全体纳税人贡献的。这不只是一种经济负担，更是一种道德不公。它让受害者得到的补偿，转嫁给纳税人来承受这个成本。而取消国家赔偿，转向个人责任制，就能避免这种成本转嫁。
当然，有人会说，国家赔偿制度并非完全放任责任人，它通常有配套的追责机制。比如，法律规定，在赔偿后，国家可以向有过错的公职人员追偿。这听起来不错，但现实中执行起来问题重重。追责往往流于形式，处罚畸轻、不透明是常见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公权力机关内部往往有“护犊子”的倾向，处分时容易从轻发落，甚至有的案例中，追责环节拖拖拉拉，最终不了了之。
公众也很难看到全过程，因为这些内部处理通常并不公开，缺乏监督。这就让追责制度成了“纸上谈兵”，无法真正震慑相应的责任人。相比之下，如果直接由责任人赔偿，就绕过了这些官僚环节。受害者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具体的责任人，过程更透明，执行更到位。责任人知道自己要掏腰包，自然会三思而后行，而不是指望国家或单位来救场。
从长远看，这种转变还能有效倒逼公权力机关提升专业性和公正性。国家赔偿制度下，公职人员犯错的成本太低，国家赔偿像一张“安全网”，让他们觉得“大不了国家出钱”。但如果个人要负责，他们就会更注重职业培训、证据审查和程序公正。
想象一下，一个警察在办案时，如果知道错抓人要自己赔钱，他会不会更仔细核实线索？一个法官判案时，如果意识到冤判要从自己兜里出赔偿，他会不会更认真审阅卷宗？这种“倒逼”机制，能从源头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公权力机关也会加强内部管理，比如提高招聘门槛、强化监督，避免低素质人员上岗。结果是，整个执法体系更专业、更负责，公民权利也得到更好的保护。
归根结底，谁犯错谁负责，这才是最公正合理的处理方式，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常识。国家赔偿制度看似人性化，实则扭曲了责任链条。它让责任人“无痛”，而是把“痛苦”转嫁给纳税人。取消它，转向个人赔偿制，并非剥夺受害者的救济权，而是让正义更精准、更直接。让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这不仅能减少冤案，还能提升社会公平感，促进公权力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关系。
总之，国家赔偿制度虽有善意，但它模糊责任、转嫁负担、追责不力，无法真正推动公正执法。取消它，让具体责任人直接赔偿，才是正道。它能让公权力更谨慎，让纳税人更安心，让正义更到位。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一个更负责、更公平的体系，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