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网络交易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人通过二手平台出售闲置物品，方便快捷。然而，当交易卷入电信诈骗的漩涡时，普通市民可能瞬间从卖家变成“嫌疑人”，陷入财货两失的困境。
根据大风新闻的报道，四川成都的原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他通过闲鱼平台出售自家金手镯，收到5万多元的货款后，这笔钱却被警方以“涉诈资金”为由冻结并划扣，导致他金镯和钱款两空。这起事件不仅暴露了电诈洗钱的新手法，更折射出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懒政与不公。警方的职责本是打击违法犯罪、保护公民权益，但若为了破案而忽视善意交易者的合法权益，无异于制造新的案件和不公。
原先生出售金手镯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常市场交易的逻辑。他与买家通过闲鱼平台联系，线下验货后完成交易，交易价格与市场价格基本一致，不存在明显偏低或偏高的情况，货款通过银行卡和微信支付，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原先生作为卖家，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且对买家的资金来源并无知情义务。
根据我国法律，善意取得制度明确保护此类交易：如果卖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取了赃款，且交易过程合法，其所得应视为合法财产。诈骗罪的认定需证明卖家存在主观恶意，而原先生仅是出售自用物品，并无勾结诈骗分子的嫌疑。警方将这笔货款直接划扣，相当于否定了公民通过合法交易获取收益的权利，打击了市场交易的信心。倘若任何交易都因付款方可能涉诈而被追缴，社会诚信体系将崩塌，人人自危。
此案的核心在于，诈骗分子的资金通过购买金饰完成了“洗白”，涉案财物已从货币转化为实物金镯。根据刑事诉讼法，追赃应直接针对犯罪所得财物本身，而非牵连无辜第三方。原先生的金手镯被买家取走后，理应成为警方追缴的对象，但宜宾警方却以“受害人没有金子之类的损失”为由，未对金饰进行追查，根据大风新闻引述宜宾公安南溪分局反诈中心工作人员的表示，“我们受害人没有金子之类的损失，所以我们没有追缴。”这显然本末倒置。在本案中，警方未能及时有效追踪金饰去向，而是简单划扣货款，暴露了侦查工作的粗糙与懒惰。诈骗分子利用交易洗钱，执法部门更应聚焦于打击源头，而非让善意卖家“背锅”。
宜宾警方的回应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他们以电诈受害人损失的是资金而非金饰为由，未能追缴实物，并将责任推给原先生，要求其向成都警方报案。这种说辞本质上是懒政思维作祟。首先，电诈受害人的资金已通过交易转化为金饰，警方有责任去追缴这些赃物；其次，推诿责任给异地警方，破坏了执法协作机制。原先生无奈表示：“我们遭遇了无妄之灾”，而宜宾警方却建议他“自行报案”，无异于让受害者奔波维权。这种“踢皮球”做法，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是在纵容犯罪。
执法机关的根本使命是维护公平正义，而非单纯追求破案率。在本案中，宜宾警方为了快速“返还”电诈受害人资金，直接划扣原先生的货款，虽短期内安抚了部分受害人，却制造了新的案件和不公：原先生从合法卖家变成二次受害者。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刑事措施应精准针对犯罪嫌疑人，而非波及善意第三人。如果警方以“涉诈”为名随意冻结并划扣公民财产，将滋生权力滥用，真正的法治，要避免以正义之名行侵权之实。
从法律看，警方划扣行为涉嫌程序违法：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冻结资金需查明权属，且善意取得应不予追缴。有律师指出，本案中金饰属原先生合法出售，警方划扣缺乏依据。对此，上级部门应介入调查，责令宜宾警方返还货款，并对失职人员进行问责。同时，原先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维权，是公民捍卫权利的正当途径。
原先生的遭遇绝非个例，近年来，类似“涉诈资金”冻结事件频发，折射出电诈治理中的深层矛盾。执法部门须认清：打击犯罪不能以牺牲公民合法权益为代价。警方应完善资金溯源机制，区分恶意与善意交易，而非“一刀切”划扣。只有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并重，才能构建一个让守法者安心、让违法者畏惧的法治环境。对于普通民众，交易时需选择正规平台、保留凭证，以防卷入风险，也是保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