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星新闻报道，9月22日，网传消息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伤中心主任王海彬教授，疑似遭患者袭击。22日晚11时许，该院骨科科室的一名医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王海彬医生已经做完手术，已送到ICU病房。
近年来，伤医事件屡见报端，从拳脚相向到拔刀夺命，白衣天使竟成高危职业。每有惨案发生，公众无不扼腕叹息，谴责行凶者丧心病狂。然而细察事件根源，舆论煽风点火实则难辞其咎——正是某些所谓“良心专家”长期污名化医疗行业，将救死扶伤的医者妖魔化为“黑心敛财之徒”，才在民众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我们这个社会对医生的态度堪称精神分裂：需要时将其捧上神坛，毫不吝啬各种溢美之词，称赞医生救死扶伤，是白衣天使；不需要时则又痛斥其过度医疗，道德败坏。这种喜怒无常、极端变化的舆论氛围，极其愚昧无知。
医生本是个普通职业，与任何其它行业的从业者并无不同。他们既不必道德完美，也不该被道德绑架。医生也要养家糊口，也有七情六欲。可偏偏有人非要给这个职业加上神圣光环，要求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既要妙手回春，又不许谈钱说利。
试问：若真认为医生如此重要，何以挂号费仅收取区区数元？一个教授级专家坐诊一上午，看诊数十人，收入不过数百。街头理发师剪发一次收费数十，修脚师傅服务一小时也可入账百元，而关乎人命的专家坐诊却如此廉价？这种价值倒挂，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医疗领域的重重管制。限制民间资源自由办医，不给医生定价自主权，限制医生多点执业自由流动——这些重重管制措施人为制造了医疗资源的稀缺。
而价格管制又导致了诊疗费远低于市场水平，刺激了过度需求。大小病患均大量涌向医院，医生超负荷工作却收入微薄。当光明正大赚钱的途径被堵死，“以药养医”、“红包文化”便成为不得已的补偿机制。本可堂堂正正获取的报酬，被迫转为灰色收入，医生由此背上了“黑心”骂名。
这不是医生群体的道德问题，而是管制之恶。医生成了制度缺陷的替罪羊，为扭曲的医疗体制背了黑锅。
某些专家学者又喜欢罔顾事实，不断散布“医生都在小病大治”、“医院只想赚钱”的论调。这类言论看似为民请命，实则煽动对立。当患者抱着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走进诊室，任何不如预期的结果都可能被解读为“医德败坏”。
更可怕的是，这种舆论塑造了一种“正义幻觉”，让施暴者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砍杀医生的人，往往并非穷凶极恶之徒，而是被错误观念蛊惑的普通人。他们怀着“惩恶扬善”的自我感动，却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破解伤医困局，首当摒弃道德绑架，让医疗回归普通服务本质。医生不是神也不是魔，只是提供专业服务的普通人。我们应该用市场标准而非道德尺度来衡量这个职业。
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让他人以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从而压低甚至是不要报酬，但这些人却又总是以道德标准去要求医生做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既虚伪又无耻。
而正是人们的这种错误观念才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多人受困于前者便寄希望于公办医疗甚至是免费医疗，殊不知，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在于稀缺，而公办甚至是免费，不但无法解决这个稀缺性问题，反而是进一步刺激需求，在加剧这个问题。
而想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其根源就在于加大医疗资源的供给，即放开医疗管制，允许自由办医，让医生自主定价，允许多点执业。如此，好医生可通过提供优质服务获得高额回报，差医生自然被市场淘汰，供需矛盾也得以缓解，医患关系方能回归正常。
环顾现实，人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手机、家电、汽车等等，在过往无不是奢侈品，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但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消费得起，其根源就在于市场化竞争，大量从业者的进入，刺激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成本优化，从而使过往的奢侈品变成了如今的廉价品。
反观医疗领域，人们看似无比重视，要求重重管制，其结果反而是管制越严，供需矛盾越是突出，人们越是感觉到看病难和看病贵，继而引发人们要求更多的管制，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其根源就在于人们错误的观念，可以说是自食其果，如果这种错误观念无法得到纠正，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
对于医生群体，舆论更应理性客观，尤其是要停止污名化整个职业群体，个别害群之马也不能代表全体医者。而伤医事件频繁发生，更是需要人们深刻反思：唯有摒弃偏见，回归常识，方能结束这场由错误观念引发的群体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