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对战争责任的清算，天皇裕仁是否应承担责任成为焦点。在战败初期，宫廷圈内曾认真考虑天皇对战争和战败的责任，天皇本人甚至也动过退位念头。
此后，随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成立，理论上天皇也存在被起诉的可能。然而，美日当局为避免造成局势混乱和维护天皇制的道义高洁，通过一系列操作确保了天皇的“清白”。他们不仅防止裕仁被起诉，还对被告证词进行歪曲，让天皇成功摆脱战争责任的指控，甚至被打造为近乎圣洁的人物。
在形象重塑方面，天皇的巡幸活动成为重要手段。保守派精英与最高司令部协同将天皇由“现人神”转变为“现人”，发起全国巡幸。这一行动旨在确立新的天皇形象，让天皇与国民融合，世俗化天皇崇拜。天皇穿着新式服装，谦逊地与民众交流，展现出亲民姿态，由此赢得了民众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巡幸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如为迎接天皇的到来地方花费巨大，甚至导致财政破产，随员中还存在腐败现象，期间也出现了学生的公开抗议行动。
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不同人物有着不同的观点。木户幸一认为天皇“为战败”应承担责任，他应当清算历史并向臣民谢罪；美国方面的菲勒斯等则强调天皇对日本的重要性，主张保留天皇制。还有一些人如三好达治，撰文谴责天皇“对自身职责怠慢”，认为他应承担战场上将士牺牲的责任。
而渡边清的经历则颇具代表性。他从最初对天皇的无条件崇拜，到战败后对其极度愤怒，再到后来在阅读和思考中逐渐清醒，认识到天皇应承担责任，最终与天皇断绝关系；这一行为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天皇态度的根本性转变。
总的来说，战后天皇制的存续并非民主化的自然结果，而是美日政治妥协的产物。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和稳定占领政策，选择利用天皇的权威；日本保守精英则为维护体制，积极配合这一叙事。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刻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净化的“象征天皇制”。这一过程虽然避免了社会动荡，却也埋下了历史认知矛盾的种子，至今仍影响着日本与邻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