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清帝国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咸丰皇帝在热河去世，其生前倚重的八名顾命大臣被恭亲王奕䜣联手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以政变形式铲除，肃顺被处决，其余人等也被赐自尽、革职或充军。这一事件标志着清帝国的内政与外交开始改弦更张，也为随后的“同光中兴”奠定了基础。
咸丰皇帝在位期间，始终坚持“以夏制夷”的外交政策，试图恢复清帝国“天下共主”的荣光。他罢黜了主张抚绥议和的官员，重用主战派，但这种强硬立场缺乏实际实力的支撑。1858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被迫签订《天津条约》，但仍试图通过外交礼仪维护颜面，要求西方使节觐见皇帝时必须行跪拜礼。然而，清军的战败使这一要求无法实现。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咸丰逃往热河，最终在承德去世。清帝国在外交上的强硬立场也随之瓦解。
在内政方面，肃顺是咸丰倚重的权臣。他重用汉人，整顿官场腐败，尤其是打击旗人既得利益。肃顺查办“戊午科场案”，处决了包括大学士柏葰在内的多名高官，还奏减八旗俸饷，认为旗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这些举措虽然提高了官僚系统的效率，但也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肃顺被处决后，清帝国的官场腐败问题再度抬头，官僚集团对肃顺的倒台欢欣鼓舞。
咸丰去世后，恭亲王奕䜣与慈禧太后成为清帝国的实际掌权者。奕䜣在外交上逐渐接受了国际法和条约外交，试图融入国际社会。1864年的“李福斯事件”让他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并推动《万国公法》的普及。慈禧太后则采取“博宽大之名”的方针，与官僚集团和解，容忍腐败和科举不公，以换取官僚集团的支持。这种策略使官僚集团的日子过得更加舒适，也增强了他们对最高决策层的向心力。
在军事和内政方面，清廷通过重用汉族士绅和地方督抚，赋予他们更大权力，支持湘军和淮军，最终击败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平定了内乱；同时，清廷通过开征厘金和整顿关税，引入新的征税技术，使财政系统得以恢复，支持了洋务民用企业、军工企业和新式海军的创建，做大了可瓜分的“蛋糕”，弱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洋务运动虽然初期遭遇挫折，如“阿思本舰队事件”以失败告终，但奕䜣通过设立天文算学馆培养技术人才，逐步推动了技术进步。外交上，清帝国暂时抛弃“华夷秩序”，以接纳条约为代价，换来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段，将外部冲击降至最低。这一时期，清朝统治在经历了长时间内忧外患后出现了一段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的时期，被称为“同光中兴”。
然而，“同光中兴”的本质仍是秦制王朝模式下的小修小补，并未触及根本的制度变革。清廷在军事、内政和外交上的局部改革，虽然暂时稳定了政权，然而，这种中兴终究只是秦制王朝模式下的权宜之计，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清帝国的制度性问题，其局限性在19世纪末逐渐显现，“甲申易枢”后，奕䜣势力退出朝堂，慈禧独掌大权，其非理性决策引来了巨量的外部冲击，中兴进程戛然而止，清帝国再次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