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嘉庆年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便引发了关于觐见皇帝的礼仪问题的激烈冲突。
这种冲突在鸦片战争后变得更加激烈,无法回避。
清廷面对英法侵略者的割地赔款要求时照单全收,却对外国公使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严加拒绝,表现出少有的坚决。
清廷视礼仪重于地与款,后人可能难以理解。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中,礼被视为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重要手段。
尽管最终在武力威胁下,清廷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但对有关礼仪的条款仍不准备履行。
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晚清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
清政府认为,外国使节驻京是对天朝体制的破坏,而清廷对外遣使则是承认了条约体系,自取其辱。
然而,随着中外交涉的增多,清政府意识到外国对本国情况的熟悉,而清廷对外国情况却几乎一无所知,这正是因为外国在中国驻有使节,而清廷没有驻外使节。
在这种背景下,1867年,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任期届满卸任时,因其驻华期间的良好表现以及美国的合作政策,赢得了清廷的好感,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的外交使臣,率领使团出访欧美。
蒲安臣使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出现在国际社会中,为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之机提更多要求、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
更重要的是,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蹒跚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然而,外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清政府认为有损国体国格,而任命外国人为本国外交使团领导,清政府反不认为有损国体国格。
这种愚顽,反映了清廷对礼的重视程度,也预示了礼仪的现代化历程之艰难。
直到1873年,清政府终于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并行西洋鞠躬礼,这一改变标志着传统天朝体制的崩溃,中国开始与国际规则接轨,进入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