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统治后期，为了巩固思想文化专制，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措施，试图通过文字狱和禁书运动消除反清意识和异端思想。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当地恶名昭彰的光棍王泷南告发举人王锡侯编写的《字贯》字典狂妄悖逆。尽管县令和江西巡抚海成认为该书并无大逆之处，但乾隆皇帝却因书中提及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字而大怒，将其定性为大逆不道，并将此案升级为特大逆案。王锡侯最终被斩立决，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这一事件成为乾隆皇帝推行思想专制的标志性案件。
乾隆皇帝在统治后期提出大兴文治的口号，试图通过文化手段巩固统治。他通过编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贰臣传》等书籍，重新构建历史观和价值观，确立新的正统观，并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然而，这些举措背后隐藏着对反动书籍的调查与禁毁。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的禁书运动进展缓慢，直到王锡侯案爆发后，各地官员才开始积极行动。皇帝通过此案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推动禁书运动的全面展开。各地设立书局，深入民间搜查违禁书籍，并将禁书成果与官员升迁挂钩，导致大量书籍被销毁。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范围大幅扩展，不仅针对已故作者的作品，还涉及活人的违碍文字。皇帝通过制造冤案和酷案，如蔡嘉树告发徐述夔案，将一些语义含混的文字定性为大逆不道，以此恐吓天下之人。这种恐怖政策导致全国上下人人自危，文人学士不敢再创作和传播文字作品。据推算，乾隆朝销毁的书籍数量惊人，焚书总数达十五万册，销毁版片八万余块，明代档案也几乎被全部销毁。这种消灭记忆的行为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
乾隆皇帝的禁书运动和文字狱政策不仅摧毁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还让文人学士失去了创作的自由，使社会思想陷入僵化。乾隆盛世文治武功的背后，所谓文治不过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文化灾难，这段历史也成为封建专制统治残酷与阴狠的鲜明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