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社会经历了经济困境、思想变革和社会动荡，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推动了极端思潮的传播；这一时期，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最终为纳粹主义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赫尔曼·阿尔瓦特本是小学校长，因财务窘迫偷钱被发现后遭解雇。他将不幸归咎于犹太人，开始四处散播反犹言论。彼时德国犹太人虽在文化适应上较为成功，在经济与专业领域崭露头角，但仍面临社会歧视。赫尔曼·阿尔瓦特撰文指责犹太放贷者和军火制造商，虽因造假获刑，但凭借煽动农村选民当选国会议员，引发了保守党等对反犹主义的重视。
传统上，欧洲的反犹主义根植于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宗教歧视，例如将基督之死归咎于犹太人。然而，19世纪后期，随着犹太人通过改信基督教、与基督徒通婚等方式加速融入德国社会，宗教差异逐渐淡化，反犹主义也随之转型。
1873年的经济萧条让德国小企业受损，人们将责任推给犹太金融家。威廉·马尔在1873年提出“犹太人与日耳曼人的种族对立”理论，首次使用“反犹主义”一词，将犹太人塑造成“血统威胁”。这一理论迅速被戈比诺、张伯伦等种族主义者发展，他们宣称“雅利安人”在生物学上优于其他种族，甚至歪曲基督教为“日耳曼宗教”。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在推波助澜。历史学家特赖奇克宣扬“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而作曲家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及其拜罗伊特圈子则将反犹主义融入文化领域，影响了一代极端民族主义者。尽管社会民主党等主流力量强烈反对种族仇恨，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使“种族斗争”观念深入人心，为后来的纳粹意识形态提供了“科学”依据。
19世纪末，优生学和种族卫生学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医学家和遗传学者如普勒茨、沙尔迈耶等人主张通过绝育、淘汰“劣等基因”来优化人种，甚至提议让“低素质者”在战争中充当炮灰。他们用“科学”语言将贫困、犯罪等问题归因于遗传缺陷，使“种族卫生”成为医学、法律界的流行概念。这种思想最终催生了针对精神病患者、流浪汉等“无价值者”的歧视性政策。
更极端的是，一些秘密组织如“日耳曼隐修会”开始宣扬“雅利安人统治论”，并采用卐字符等符号，鼓吹青年精英统治。尼采的哲学被曲解为“超人理论”，为极权统治提供思想支持。
总的来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困境、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和思想世俗化等因素相互交织，推动了极端思潮的传播。尽管这些思潮在当时并未占据主流，但它们的传播和影响力为纳粹主义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土壤。这些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