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之下，艰难地开启了内政与外交的改革进程，踏入了恭亲王奕䜣与两宫太后共同执政的双头体制时代。“庚申之变”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深切见识到洋枪洋炮的威力，也正是这份切肤之痛，让他们在引进西学的改革上，比群臣与知识分子更为急切与坚定。
内政改革的核心在于皇权与官僚集团达成新的和解。咸丰朝倚重的肃顺，虽重用汉人、积极整顿官场腐败，却因此严重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其倒台后，新执政中枢的慈禧更注重重塑官僚集团的向心力，施政风格转向“博宽大之名”。同时，平衡满汉关系成为关键。因太平军的威胁，曾国藩等汉人仍被重用，但为维护满人的核心统治地位，新团队大力扩张满人的权力与影响力，在选派军人出洋训练等事务上，满汉比例差异显著。
在此背景下，设立京师同文馆成为当年备受瞩目的改革举措。长期以来，清廷在对外交涉中因翻译问题屡屡陷入被动，在内外压力之下，1862年同文馆应运而生，旨在培养翻译人才。然而，奕䜣强烈的“满人本位意识”在此体现，他担忧汉人助洋人欺瞒清廷，又期望八旗子弟成才掌管要职，故而规定优先从满洲八旗选取学生，使得京师同文馆和广州同文馆成为旗人学堂。
随着对西学的深入接触，奕䜣意识到近代科学对于制造和运用洋枪洋炮洋船的重要性，于1866年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二馆，招收满汉科举正途出身之人。这一举措瞬间引爆朝野舆论。
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指责，其奏折被驳回。随后，士林领袖倭仁亲自上阵，坚决反对科举读书人向“夷人”拜师，认为此举将“变夏为夷”。奕䜣与倭仁展开激烈交锋，通过政治手段暂时压制了反对声音。但紧接着，小官员杨廷熙借大旱之机，呈上长达五千字的奏折，从十个方面猛烈抨击设立同文馆，言辞虽多有荒谬，但也反映出其真诚的焦虑。
尽管奕䜣与两宫太后化解了这些反对声音，然而同文馆的发展依旧举步维艰。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普遍抵制同文馆，难以吸引到优秀学生，教师也不愿开课。同文馆的艰难处境，深刻反映出清廷多年愚民政策所带来的顽固阻力，严重阻碍了其自强革新的道路，预示着这场改革将在荆棘中蹒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