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1917年，美国经历了被称为“进步主义时期”的社会变革浪潮。这一时期的核心目标是应对镀金时代遗留的腐败、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良。进步主义者相信社会能够通过改革实现“进步”，但这场运动并非统一行动，而是由不同群体基于各自诉求推动的多元化改革。
内战后40年，美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列。然而，财富高度集中，2%的人口占据全国60%的财富，垄断企业如标准石油公司掌控经济命脉，普通工人却深陷贫困。移民潮加剧了城市贫民窟的恶化，血汗工厂、童工和恶劣的劳动条件成为普遍现象。政治腐败同样触目惊心，党魁集团（如纽约的坦曼尼会堂）操纵选举，权钱交易盛行。
面对这些问题，进步主义者认为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制度缺陷，而非个人道德败坏。记者和作家成为揭露黑幕的先驱，如林肯·斯蒂芬斯曝光政治腐败，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揭露肉类加工业的卫生问题，促使政府通过《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这些“耙粪者”的报道激发了公众良知，推动社会改革。
进步运动的核心力量是中产阶级，他们通过民间组织推动改革。简·亚当斯在芝加哥创办“赫尔之家”，为移民提供教育、医疗和就业培训，成为社会工作的典范。黑人领袖如杜波依斯成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反对种族歧视；妇女运动则最终在1920年赢得选举权（第19条修正案）。
在政治层面，市政改革削弱党魁权力，引入专家治理模式（如“城市经理”制度）。州和联邦政府也采取行动，如威斯康星州的“威斯康星理念”推行直接初选和劳工保护法。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公平施政”政策打击垄断（如拆分北方证券公司），调解劳资冲突，并推动环保立法，设立国家公园。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则聚焦金融改革，建立联邦储备系统，加强经济监管。
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等思想家强调，真理的价值在于其实际效果，社会问题应通过实验和改良解决，而非教条或暴力革命。这种思想塑造了美国人的务实态度——法律、政策和经济制度都应服务于社会进步，而非固守传统。
进步运动遏制了垄断资本的过度扩张，改善了劳工权益，扩大了民主参与，并奠定了现代环保政策的基础。然而，其局限性也很明显：种族隔离（如威尔逊政府的政策）未被彻底废除，财富不平等仍是长期问题。
历史证明，经济增长最终惠及全民，但需通过税收、监管和社会福利实现公平分配。进步主义时期的改革避免了暴力革命，通过制度调整缓解社会矛盾，体现了美国社会自我修正的能力。这场运动不仅塑造了现代美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也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真正的进步不仅仅在于财富增长，更在于社会公正的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