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但其短暂的存在（1919—1933年）最终以纳粹独裁的崛起告终。共和国的失败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多重缺陷。这些弱点相互交织，使民主制度在危机面前不堪一击。
首先，魏玛宪法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根据第48条，总统可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直接颁布法令。这一条款本意是应对极端危机，但首任总统艾伯特却频繁使用（136次），甚至用于镇压合法选举的左翼州政府。更危险的是，宪法第25条允许总统解散国会，导致立法机构难以制约行政权。这种制度设计使民主政府极易滑向专制统治，而1930年后兴登堡总统的保守独裁倾向，则直接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其次，共和国的政治生态极度分裂。比例代表制虽非主因，但加剧了小党林立的局面，使国会难以形成稳定多数。14年内更换20届内阁，政府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更关键的是，原本支持民主的“魏玛联盟”（社会民主党、民主党、中央党）在1920年后逐渐瓦解：社会民主党固守马克思主义教条，缺乏执政灵活性；民主党右转并与反犹的“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合并；中央党则受梵蒂冈影响，转向支持保守专制。与此同时，极端政党（共产党和民族党）不断壮大，前者主张苏维埃革命，后者呼吁复辟帝制，二者共同蚕食民主制度的根基。
第三，共和国未能改造德国传统的权力结构。军队（尤其是军官团）仍由保守派掌控，视自身为“国家超党派力量”，实际抵制民主化。1920年卡普暴动中，军方默许右翼政变，甚至协助镇压左翼起义。高级公务员群体同样延续帝国时期的思维，仅效忠抽象的“国家”而非民主制度。尽管普鲁士曾尝试改革官僚体系，但多数地区旧势力未被清算，反共和者甚至免于惩处。这种体制内对民主的冷漠或敌意，使共和国在危机时刻孤立无援。
第四，战后德国的经济困境（如1923年恶性通胀、1929年大萧条）加剧了社会不满。《凡尔赛和约》的屈辱条款被归咎于共和国，右翼势力借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街头暴力成为常态，准军事组织（如“钢盔团”）将政治斗争武装化，而司法系统对右翼的偏袒（如对共和派人士的轻判）进一步削弱了法治权威。
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表明，民主制度若缺乏广泛的社会共识、有效的权力制衡以及对旧势力的彻底改造，便难以在危机中生存。其宪法缺陷、政党分裂、军队与官僚的反民主倾向，以及经济危机的冲击，共同构成了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这一历史教训警示后人：民主不仅是制度设计，更需扎根于公民社会的认同与捍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