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3日，一则消息悄然传出：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首日高调设立、由企业家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在距离合约结束还剩八个月时已悄然解散。这个部门曾被视为特朗普兑现“缩减政府规模”承诺的象征，马斯克更在选前放言要帮助联邦预算削减至少2万亿美元。然而，如今它悄无声息地退场，却几乎未实现任何可量化的开支节约。批评人士指出，这不过是美国政治中又一出熟悉的戏码：政客选前凭借动听的承诺赢得选举，获得权力和利益，但选后承诺却化为泡影，然而他们却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回想政府效率部成立之初，可谓风光无限。特朗普痛陈美国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声称要“排干华盛顿的沼泽”。他任命马斯克这位以颠覆传统闻名的企业家来领导该部门，寓意要用商业效率改造官僚体系。当初马斯克手持电锯、高呼削减官僚主义的画面犹在眼前，马斯克曾放出豪言：要通过削减冗余机构、废除繁琐法规，一举砍掉2万亿美元的开支，占联邦年度预算的近三分之一。他还设计了一个柴犬徽标，宣称要设立“最蠢税款支出”排行榜，让政府行动透明化。一时间，许多美国民众欢欣鼓舞，以为终于有人能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但现实总是比理想骨感。政府效率部运作期间，虽然也揭露了一些荒唐的浪费案例——比如，一个简单的线上问卷调查就要支付近10亿美元，空军购买1300美元一个的咖啡杯，或是加州高铁项目耗时16年花费上百亿美元却面临“烂尾”风险——但这些“成果”更像是隔靴搔痒。更讽刺的是，在同一时期，特朗普推动预算要在未来十年内减税5.3万亿美元，却又将债务上限提高5万亿美元，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膨胀。所谓“削减开支”，在整体支出上升的背景下，无异于杯水车薪。
为什么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部门会如此虎头蛇尾？根源在于美国政治深层的制度痼疾。首先，政府支出中有大量“刚性部分”难以触动。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法定支出占预算的65%以上，这些项目涉及海量选民的切身利益，任何削减都会引发强烈反弹。军费开支也稳居高位，特朗普甚至将国防预算增至1万亿美元，以迎合军工复合体。其次，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联邦公务员终身制保护了大量雇员，他们形成强大的压力集团；国会中两党议员都为各自选区争取补贴和项目，形成“分赃政治”。马斯克试图要求联邦雇员提交每周工作报告，否则视为辞职，但遭遇公开抵制拒绝配合。最后，政客的短期利益导向作祟。特朗普任期只有四年，他更关注即时民意支持而非长远财政健康。减税和增支能讨好特定群体，而削减开支会得罪人，因此“承诺”往往沦为竞选工具，而非实际行动。
这出闹剧最荒诞之处在于，政客们总是受益而无需担责。特朗普和马斯克在选举中凭借“改革者”形象收割了大量支持，但承诺落空后，他们依然安坐权位。特朗普可以转向关税政策或其他议题来转移视线；马斯克虽辞去职务，但他的企业仍从政府获得大量承包合同。与之相对，政府庞大支出的代价却由普通民众承担：国债堆积如山，未来世代将背负更重的税负；政府浪费持续，物价因政策扭曲而上涨。
这种“违约却无责”的机制，源于政治制度的缺陷。政客们像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管家，花着主人的钱博取喝彩，却无需为之负责。更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模式在美国历史上反复上演。里根时代承诺缩小政府，但任内债务翻倍；小布什减税后赤字飙升；奥巴马、拜登时期支出只增不减。每次改革口号响亮，但最终都沦为“假、大、空”的表演。
因为真正的改革需要触动利益蛋糕，而这在权力结构中几乎不可能。政府效率部的解散，不过是最新例证。它提醒我们，指望政客自我约束如同缘木求鱼。唯有公众认识到，推动制度性变革——比如严格财政纪律、削弱联邦权力、强化监督问责——才能打破循环。然而，改变谈何容易？既得利益集团已绑定体制，而民众的时间偏好促使他们更关注眼前得失，只想要更多的福利，却看不到代价终将由自己承担。
总之，美国政府效率部的悄然退场，是一面照出了美国所谓民主政治虚伪的镜子。政客承诺如泡沫，华丽却易碎；政客表演如演员，受益后无需担责。但泡沫终会破裂，当债务危机来临，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或许，真正的效率不在于设立新部门，而在于让政府回归本职：保护产权，维护契约，而非无限扩张，而这又依赖于民众意识的改变。否则，这样的讽刺闹剧只会一再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