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王朝的覆灭原因可归结为外敌压迫、内部利益集团分裂以及底层民众组织化。其中，后两者与统治技术紧密相关，多数王朝的灭亡往往与之脱不了干系。东汉王朝的灭亡也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其中宦官与士人的争斗是重要方面，这一切可从宦官曹腾的崛起说起。
曹腾在史书中形象正面，侍奉四代皇帝未出纰漏，还举荐诸多海内名人。然而，其养子曹嵩能豪掷十亿钱买太尉之职，这巨额财富背后暗藏玄机。东汉中后期，宦官财富主要源于皇帝赏赐、权力寻租以及亲友子弟在州郡搜刮民脂民膏。曹腾也不例外，因拥戴桓帝有“定策之功”获赏，又操控察举、征辟升迁路径谋取私利，其亲友在地方的贪婪行径便是例证。
人事权在秦制时代与利益分配直接相关，是最重要的权力之一。东汉时，人事权由皇权与世家大族共享，可皇权对世家大族心存忌惮，自汉和帝起，便利用外戚和宦官来制衡，尤其注重瓜分人事权。外戚存在弊病，时常游走于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甚至威胁皇权，如此一来，宦官成为皇权最信任的依仗。汉顺帝时宦官取得察举权，桓帝、灵帝时期，宦官在人事权争夺中占据上风，众多士人转投宦官门下，这严重损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双方矛盾激化，最终引发了残酷的“党锢之祸”。
在这场残酷斗争中，宦官与士人相互屠戮。第一次党锢之祸因李膺杀张成之子而起，第二次则由张俭与侯览的冲突引发。士人群体对宦官集团的肃清行动十分决绝，如黄浮拷打徐宣家属、荀昱兄弟诛杀宦官宾客等。这一现象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裂。袁绍兄弟积极诛杀宦官，正是因为宦官崛起致使世家大族丧失人事权，危及他们的利益。
曹操作为“宦官三代”，其早年行为和文化取向也深受这一局势影响。他做洛阳北部尉时杀蹇硕叔父，是向士人群体靠拢的表现；在文化上重辞赋轻经学，源于灵帝时期宦官集团开设的鸿都门学以文学、艺术为教学内容。此外，袁绍引董卓入京诛杀宦官，曹操却并不积极，这与二人出身不同密切相关。曹操深知，宦官是皇权的代理人，袁绍的行为意在逼迫皇权重新分配人事权，恢复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
总之，东汉末年，皇权、宦官与士人之间的权力博弈，使得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分裂、矛盾重重，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