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一改往日繁忙景象，地铁火车公交大面积停运、航班锐减、医院只提供紧急服务、学校停课大门紧闭。原因来自葡萄牙的两大工会——葡萄牙总工会与劳工总联合会——联合发起了12年来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罢工，抗议政府旨在“提升经济竞争力与市场弹性”的劳工法改革。这场持续24小时的行动导致大量公共服务瘫痪，预计经济损失高达数亿欧元。
工会宣称，这是劳动者在“捍卫自身权益”。政府则强调，改革是为了让企业更灵活、经济更有活力。在西方主流叙事中，这样的场景常被描绘成“劳方与资方的博弈”，是民主社会里工人正当权利的体现。然而，如果我们拨开“权利”、“谈判”、“团结”这些温情脉脉的面纱，直视其内在逻辑与历史事实，便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现代西方工会所行使的，并非基于自由与契约的权利，而是一种建立在暴力胁迫基础上的特权；其本质更接近一个享有法律豁免权的特权垄断组织，而非劳动者的保护者。
真正的权利具有普遍性，其行使不应以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为代价。我有权拒绝与你交易，但我无权阻止你与第三人交易。罢工若只是一种集体停止工作的选择，那它确实是权利的一部分，毕竟一个人也有违约的权利，只要按约赔偿对方的损失即可。然而，观察西方工会的典型罢工模式，便会发现其核心远非“停止工作”那么简单。
当葡萄牙的公交司机、教师、医护人员离开岗位时，那些愿意接受现有条件继续工作的人，能否自由地选择上班？这些岗位能否重新招聘其他愿意工作的劳动者？历史与现实的答案往往是否定的。从19世纪美国霍姆斯特德钢铁罢工中的流血冲突，到20世纪英国矿工罢工中对“工贼”的围堵恐吓，再到如今许多罢工中隐含的对替代者的排斥，工会维持其诉求有效性的关键手段，是阻止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
这便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工会的特权，在于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合法或半合法地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或强制力），来限制他人——包括其他劳动者和雇主——的选择权。雇主不能自由雇佣替代者，非工会成员或不愿罢工者不能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这种能力并非来自道德优越性，而是源于一种特殊的法律与社会容忍：政府往往默许甚至通过立法（如禁止雇佣永久替代者、承认排他性谈判权等），授予了工会组织部分暴力执法权。
因此，所谓的“集体谈判”，在特权加持下，常常异化为“枪口下的议价”。企业主面对的不是一群谈判者，而是一个可以合法地使其生产陷入停滞、资产遭受威胁、且自己难以寻求替代方案的对手。这不再是双方自愿签订的市场契约，而是一种制度化的胁迫，这和强买强卖的黑社会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那么，当工会通过这种特权将工资抬高到市场水平之上，会产生什么经济后果？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告诉我们，人为提高价格（包括劳动力价格），必然减少需求。当工会成功地为会员争取到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时，直接的后果就是企业将减少雇佣。那些技能较低、经验较浅的劳动者首先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
这便形成了工会的内部垄断：它首先是一个排他性组织。其高工资的维持，依赖于限制行业准入、排斥非会员竞争。就像中世纪的行会，今天的许多行业工会（如美国的码头工人、汽车工人联合会）通过复杂的准入许可、学徒制度、工作权限规则，严格控制着从业人数。他们的“胜利”，是以阻止更多劳动者进入该行业、竞争该岗位为代价的。如果人人都可以加入工会并进入该行业工作，那么这些企业绝对招聘不了这么多人，也拿不出那么高的薪资。所以，这绝非全体劳动者的福音，而是制造了一个“劳工贵族”阶层，其利益是以剥夺非工会成员劳动者的工作机会为代价的，这直接与行业外的失业者、低薪者形成对立。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资本与企业的选择。当某个地区或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因工会特权而被人为抬高、且生产活动随时可能因罢工而中断时，资本会用脚投票。美国“铁锈带”的衰落、制造业向工会力量薄弱地区或国家的转移，便是明证。工会争取到的短期高福利，可能换来的是企业竞争力下降、投资撤离和长期的产业空心化。最终，看似赢了谈判的工人，可能输掉了整个工作机会。
葡萄牙政府推动劳动法改革，意图增加市场弹性，其背后正是对这种经济僵化的担忧。当企业解雇员工过于困难、用工成本刚性过高时，它们首先会倾向于减少雇佣，尤其是长期雇佣，而这恰恰伤害了劳动者最需要的就业稳定性与机会。
那么，西方工会甚至是西方国家是如何将特权包装为权利的？西方工会及其支持者构建了一套强大的话语体系，将这种特权行为美化为“基本权利”和“社会进步”。这套话语的霸权性体现在：
偷换概念：将“劳动者权利”等同于“工会垄断权”，将“工作与否的自由”等同于“阻碍他人雇佣或工作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不应该包含强制他人或强制他人行动的权利。
错误归因：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劳动者工作条件改善、工时缩短、实际收入上升的历史进步，主要归功于工会斗争。然而，更根本的动力是资本持续积累、技术创新带来的劳动生产率飞跃。是蒸汽机、电力、自动化生产线和全球化分工，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的边际产出，使得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成为可能且有利可图。亨利·福特率先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5美元日薪，并非迫于工会压力，而是为了吸引并留住熟练工人，提高生产效率。工会更多时候是在生产力提升的结果上，通过特权进行了利益的再分配，而非创造了增长的原因。
制造对立：刻意塑造“劳资根本对立”的叙事，将企业家描绘成纯粹的剥削者，将市场工资视为“压榨”的结果。这种叙事掩盖了劳资双方在自由契约下根本的合作关系：劳动者凭借才能和勤奋获得报酬，企业家凭借资本和判断承担风险并组织生产。双方自愿结合，共同创造财富。将企业家驱离或搞垮，劳动者失去的不仅是工作，更是创造财富的合作平台。
忽视代价：只宣扬工会成员获得的高工资和好福利，绝口不提这些利益背后，是非工会会员的失业、消费者承受的更高物价、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损失以及被扭曲的就业市场。
葡萄牙工会指责改革“削弱劳工权益”，但若所谓“权益”是建立在阻碍企业正常经营、扭曲市场信号、牺牲经济整体活力和其他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权益”的本质就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特权。政府试图提升“市场弹性”，正是希望恢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调节功能，让更多劳动者（尤其是青年和边缘群体）有机会获得工作，让企业敢于投资和雇佣，从而做大经济蛋糕。这或许会触动现有特权者的既得利益，但从长远看，这才是对更广泛劳动者利益的保护。
而打破西方在劳工议题上的话语霸权，并非要否定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的诉求，而是要认清什么是真正可持续、且不损害他人自由的途径。
真正的保障来自于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经济，而非特权的垄断。在一个产权明晰、契约自由、竞争充分的市场中，劳动者提升待遇最根本的途径是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通过教育、培训增加技能，通过勤奋和可靠积累声誉。他的谈判力不来自暴力或法律特权，而来自其能力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企业之间对优秀人才的竞争，会成为推动工资上涨的持续动力。
真正的权利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权。这包括劳动者自由选择雇主、协商工资、接受或拒绝工作的权利，也包括雇主自由经营、根据市场条件雇佣和解雇的权利，更包括任何第三方（其他劳动者）自由参与竞争、出价的权利。任何以“集体”之名剥夺个人这些基本选择权的行为，无论打着多么高尚的旗号，都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
葡萄牙的罢工场景，以及西方工会的普遍模式，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当一种“权利”的行使，必须依靠阻止他人工作、胁迫雇主就范、并最终由全社会承担经济停滞的代价时，我们就该警惕，这究竟是一种普遍的权利，还是一种少数人享有的、以他人损失为代价的特权。
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和谐，依赖于合作与创造，而非对抗与胁迫。打破“罢工权”的神话，认清工会特权的垄断本质，我们才能超越零和博弈的叙事，寻找一条让劳动者凭自身价值赢得尊重、让企业凭创新效率获得成功、让社会在自由交换中持续繁荣的康庄大道。这，或许才是对葡萄牙罢工事件，乃至全球劳工问题最应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