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的一则新闻，让人唏嘘不已。
苏宁集团创始人张近东，为了偿还集团高达2387亿元的债务，通过司法拍卖或协议转让，处置了自己全部的个人股权、房产、金融资产乃至收藏品。最终，这位曾叱咤风云的江苏前首富，个人资产彻底归零，成为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债务重组中，创始人“资产清零”的首例。
新闻评论区里，不乏冷嘲热讽，在当下的舆论场中，类似的声音并不罕见。一种流行的叙事将企业家与劳动者简单对立，前者被描绘成坐享其成、压榨员工的“吸血鬼”，后者则是被剥削、受压迫的“弱势方”。然而，张近东的遭遇，像一盆冷水，泼向了这种肤浅的二元对立论。它揭示了一个被刻意忽视的残酷真相：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企业家，才是那个真正以全部身家性命为赌注、承受着最大风险与压力的“孤勇者”。
要看清真相，我们首先要理解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合作契约——雇佣关系。
当一名劳动者决定加入一家公司时，他签署的劳动合同，本质上是一份“风险转移协议”。他承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提供自己的时间、技能与劳动，而作为交换，企业承诺向他支付一笔相对固定的报酬。这份契约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将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切割和分配：劳动者获得了“确定性”——只要他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基本职责（按时出勤、完成指派任务），无论这家公司今年是赚得盆满钵满，还是亏损累累甚至破产倒闭，他都有权在每个月固定的日子，拿到那份约定好的工资。他的收入，与公司最终产品的市场命运，在契约上被隔离开了。
而企业家或老板，则签下了一份“风险承接协议”。他投入自己的积蓄、抵押房产获得的贷款、说服亲友筹措的资金，去租赁场地、购买设备、雇佣员工、组织生产。在最终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并成功卖给消费者之前，他必须预先支付所有这些成本。他的收入，不是合同上写明的某个固定数字，而是所有成本支付完毕后，那一点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名字，可能是利润，也可能是亏损。
换言之，劳动者用“放弃不确定性的高风险高回报”，换来了“确定的安稳”；企业家则用“承担无限风险的责任”，去博取“不确定性的回报”。这是一种基于比较优势和风险偏好的自由合作，各取所需。一个普通劳动者，可能并不擅长判断市场中消费者的喜好，也不善于管理团队和应对账款纠纷。他选择加入一家成熟的企业，专注自身工作，每月领取稳定报酬，生活安稳。而企业的创办者，则承担了所有市场判断失误、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当然，也享有判断正确、管理卓越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许多人将企业家想象成“甩手掌柜”，这实在是巨大的误解。在现实中，企业家是企业所有责任的最终汇聚点，他承担的是“无限责任”。
一个通俗的比喻是：在企业里，员工承担的是“过失责任”。只要别人没有发现你明显的错误（比如旷工、严重失职），你就无需担责，到月底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领取工资。而老板承担的是“严格责任”。只要他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而错误可能无处不在：员工摸鱼、采购以次充好、设计师方案失误、销售策略失败），那么所有的错误，最终都是他的错误。他没有任何权利跑到消费者面前说：“我今年管理得很努力，没有犯大错，所以你们必须让我赚钱。”
这种责任是穿透公司法人面纱，直达企业家个人身家的。就像开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导致顾客食物中毒，承担赔偿和声誉损失的是老板；这种风险是系统性的、无法投保的。保险公司可以为火灾、车祸甚至一些奇特事件提供保障，但世界上没有一家保险公司能为“企业经营失败”承保。因为企业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未来的判断、对机会的把握、对资源的组织，这些充满了根本的不确定性，无法用精算模型测算概率。这份无法转移的风险，注定要由那个做出最终决策、投入真金白银的人来承担。
张近东的案例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其债务规模巨大、个人清零彻底，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在他身后，是一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平均有约千万家企业诞生，但同时也有数百万家企业倒闭。而初创企业的五年存活率是个残酷的数字，有报告印证，中小企业平均寿命约2.5年。那些倒闭企业的创始人，他们的故事不会出现在财经头条，不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商业案例。他们可能抵押了唯一的住房，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在失败后默默消化苦果，甚至家庭破裂、人生陷入低谷。公众的聚光灯永远追逐着那极少数的成功者，他们的财富故事被不断传颂，却无意间塑造了“企业家等于暴富”的扭曲镜像。
这就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人们只看到舞台上光鲜亮丽的少数成功者，却对舞台下堆积如山的失败者视而不见。于是，一种荒谬的对比产生了：拿着固定工资的劳动者，总喜欢用自己的收入，去对标那些顶级成功企业家的财富，进而得出“被剥削”的结论。这无异于一个业余篮球爱好者，用自己的球技去对比姚明，然后抱怨命运不公。
如果当老板真的意味着“稳赚不赔的剥削”，那么为什么满大街都是寻找工作的人，而真正敢于掏出身家去创业的永远是少数？答案很简单：大多数人理性地选择了“规避风险”，他们想要安稳，不愿或不敢承担那种可能让自己一无所有的压力。既然自己选择了安稳，又有什么资格去嫉妒和诋毁那些选择了冒险、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呢？
贬低企业家的人，往往也低估了他们的经济功能。企业家绝非不劳而获。他们的“劳”，体现在更高维度。
首先，他们是市场的“探路者”和“协调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中，他们需要判断消费者潜在的需求，发现资源错配的机会（比如某地原材料便宜而另一地成品价高），然后将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这个过程，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次投资都是一次对未来下注。乔布斯预见了智能手机的融合需求，张近东在早年看到了家电连锁零售的巨大空间，这些都是企业家“判断力”的体现，这种判断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其次，他们是员工的“风险盾牌”。正如前文所述，企业家通过雇佣合同，将市场波动、产品滞销、经营亏损的巨大风险，从劳动者肩上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劳动者得以在惊涛骇浪的市场海洋中，获得一艘有稳定舱室的“工作之船”。利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企业家承担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补偿，是市场付给他的“风险保费”。
张近东的苏宁，在巅峰时期直接间接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缴纳了巨额税收，便利了亿万消费者的家电购置。其成败起伏，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探索过程的一部分。他的失败，代价主要由他自己和背后的资本承担；而他的成功，其红利却由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和整个社会广泛分享。
张近东资产清零的故事，是一个沉重的注脚。它提醒我们，企业家光环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政策变动、市场突变、竞争惨烈、资金链紧绷……他们每晚都可能为下个月的工资发放而失眠，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就可能让多年心血归零。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尊重每一种基于自愿的合作。劳动者通过提供劳动获得稳定报酬，企业家通过承担风险试图创造价值，两者本是互利共生的伙伴，而非你死我活的仇敌。那种简单鼓吹对立、将企业家污名化的舆论，是短视且有害的。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就业和更高工资的根本源泉。
如果我们持续用“剥削”的叙事来妖魔化企业家，用不平衡的法律和舆论环境来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结果只会是：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人越来越少，资本选择躺平或逃离，最终，企业数量萎缩，就业机会减少，经济失去活力。到那时，劳动者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被剥削”的假想敌，而是实实在在的“被雇佣”的机会。
请给企业家们一点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吧。在商业这个残酷的战场上，他们押上全部身家、为所有人探寻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他们的坚持与成功，是我们所有人繁荣生活的基石；而他们的失败与落寞，本该换来的是理性的反思，而非无知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