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4日，澳大利亚悉尼邦迪海滩的阳光被枪声撕裂。一场针对犹太人群体的袭击，造成十余人死伤。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而舆论也将其与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新一轮冲突联系起来，自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推出“接管加沙地带”计划以来，西方社会的反犹太主义情绪也在不断抬头。
值得深思的是：以色列在中东越是“大杀四方、威武霸气”，展示其军事强势，全球犹太人的处境反而可能越危险。这看似矛盾，却是当代地缘政治中一个残酷的逻辑。
历史不断证明，暴力只能孕育暴力。当以色列用军事手段“解决”哈马斯时，它也在加沙每一户失去亲人的家庭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更关键的是，这种仇恨不会局限于加沙。它通过社交媒体、新闻报道、亲友网络，扩散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全球。
以色列或许能够赢得每一场军事战役，但在舆论和民意的战场上，它却正在节节败退。当加沙的影像传遍世界——坍塌的房屋、哭泣的儿童、疲惫的救援人员——国际社会的同情天平会发生微妙而不可逆的倾斜。这种倾斜，最终会转化为对犹太人群体的整体负面情绪，哪怕他们与以色列政府的行为毫无关系。
在公众舆论中，“犹太人”和“以色列”常常被混为一谈。这种捆绑，既是历史积淀（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国的深刻联系），也是政治叙事的结果。以色列政府及其支持者往往强调“犹太民族的国家”这一身份，将任何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轻易指责为“反犹主义”。这种策略短期内或许能压制批评，长期却让全球犹太人为以色列的行为“背锅”。
悉尼枪手袭击的，正是当地犹太人举行节庆活动的现场。他针对的，是“犹太人”这个身份，而非具体的以色列政策执行者。这种目标的模糊化、符号化，正是极端思想最可怕之处：它不再区分国家行为与个体身份，将整个族群视为复仇对象。
而以色列越是在中东采取强硬手段，这种捆绑就越紧。当以色列军队在中东不断展开强硬军事行动时，散居全球各地的犹太人可能不少都要面对当地的仇视情绪。全球犹太人，尤其是散居各国的犹太人，可以发现自己生活在一种矛盾的夹缝中：他们可能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有不同看法，却被迫承担其后果。
犹太民族在二十世纪经历了最深重的苦难——纳粹的大屠杀。这段历史让战后世界对犹太人抱有普遍的同情，也为以色列的建国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道义资本。然而，当以色列在中东持续扮演强势角色，尤其是面对巴勒斯坦平民时，一种危险的叙事转变正在发生：犹太人正从“受害者”变成“施害者”。
这种转变也许并非事实的全部，却在舆论场中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社交媒体上，将以色列与纳粹德国类比的图片和言论并不罕见，批评以色列“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声音日益增多。这种类比或许粗糙、并不严谨，却折射出国际舆论的微妙变化：同情不再自动站在以色列一边。更严重的是，这种叙事转变会侵蚀犹太人生存的道义基础。当“反犹主义”的指控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堵住批评之口，其真正的警示作用反而会减弱。
而以色列的强硬政策，与其国内政治密不可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联盟，依赖极右翼政党支持，其执政逻辑往往是：对外越强硬，国内支持越稳固。军事行动带来的“战时团结”，可以暂时掩盖社会分裂、转移对腐败指控的注意力。然而，这种短期的政治收益，是以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的长远安全为巨大赌注。
内塔尼亚胡政府或许认为，展示武力可以威慑敌人、保障安全。但中东的历史表明，武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以色列的每一次“胜利”，都播种下更深的仇恨，培育出更极端的对手。而全球犹太人，则被动地卷入这种“安全—报复”的循环。这种“远程关联”的暴力，让散居犹太人的生活蒙上阴影。
巴以冲突的本质，不仅是领土争夺，更是观念之战。当双方都坚持“对方必须彻底屈服”的零和思维，和平就遥遥无期。更可怕的是，这种观念会全球化。悉尼的枪手可能从未到过中东，但他极有可能吸收了那种“犹太人是我们苦难根源”的极端叙事。这种叙事，在社交媒体时代，比任何武器传播得都快。
以色列的封锁与军事行动，本意是削弱哈马斯，客观上却强化了“犹太人压迫穆斯林”的全球叙事。这种叙事，被极端组织利用，招募成员、煽动袭击。它不在乎具体事实（比如以色列内部也有强大的反战声音，犹太群体本身极其多元），只在乎符号化的敌人。而符号化的敌人，最容易成为暴力目标。
因此，以色列的“安全”政策，如果只注重军事层面，忽视观念层面，就可能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每消灭一个敌人，可能便会制造出更多以色列的仇视者。安全，从来不仅仅只是军事和武力的问题，更是人心和叙事的问题。
而想要跳出这种，越强硬越被仇视的循环，理论上存在，实践上极其艰难。它要求双方——尤其是强势一方——有超越短期政治计算的勇气。
对以色列而言，真正的安全或许不在于更高的墙、更猛的轰炸，而在于能否打破加沙的“监狱”状态，让巴勒斯坦人有正常的生活、经济和发展希望。历史上，北爱尔兰的和平不是靠军事胜利，而是靠政治包容；南非的转型不是靠镇压，而是靠和解。这些案例表明，长期冲突的解决，需要超越“以暴制暴”的思维。
对全球社会而言，则需要严格区分“批评以色列政府”与“反犹主义”。前者是正当的政治讨论，后者是必须谴责的种族仇恨。这种区分，既是保护言论自由，也是保护犹太人不受无辜牵连。同时，各国政府需要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极端主义，无论其针对哪个群体。
对犹太人自身——无论是以色列公民还是散居者——可能需要一场深刻的反思：犹太民族的安全，究竟系于军事强势，还是系于道义正当？是依靠武力威慑，还是依靠与邻人的和解？
悉尼邦迪海滩的枪声，是一个警讯，它告诉我们：在中东发射的导弹，其回响可能在地球另一端响起。以色列的强硬，或许能带来短暂的战术优势，却可能让全球犹太人陷入更长期的战略危险。当“犹太人”再次成为恐惧和仇恨的对象，那么无论以色列赢得多少场军事战争，它都不可能会是赢家。
安全，从来不是零和游戏。一个民族的安全，也不能建立在另一个民族的绝望之上。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但人类似乎总需要鲜血的提醒才能勉强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