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试图通过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国家来赢得民心，这一努力成为其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德国早在俾斯麦时期就开创了健康保险、养老金等福利制度，但覆盖范围有限。魏玛宪法则承诺了更宏大的社会权利：国家保障工作权、住房权，并保护弱势群体。1920年代，政府通过《失业保险法》、社会福利住房项目以及医疗资源扩张，试图兑现这些承诺。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无法跨越的鸿沟。
战争遗留问题让福利体系不堪重负：200万军人阵亡，270万伤残士兵，以及数十万战争寡妇和上百万战争孤儿需要抚恤。政府虽提高富人税率，但仍无法填补财政缺口，最终只能削减福利或放任通胀。福利机构日益官僚化，申请者被迫接受严苛审查，甚至上交财产以换取救济。福利密探监控穷人隐私，邻居互相揭发，导致福利局成为“歧视与控制”的工具。鞍匠阿道夫·G.的案例极具代表性：这位伤残老兵因拒绝上交收音机被驱逐，尽管他多次申诉，却始终被怀疑欺诈，最终沦为街头小贩。福利制度本应体现共和国的关怀，却因吝啬与羞辱性管理加剧了民众的疏离感。
更深远的问题在于，福利体系与优生学结合，将贫困、犯罪归因于“遗传缺陷”。医学和社会工作者建立“罪犯生物学信息中心”，收集所谓“反社会者”的数据，甚至主张强制绝育。法学家卡尔·宾丁和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霍赫更进一步，提出“不值得活的生命”概念，认为应“清除”社会负担。尽管这些极端主张尚未成为政策，但它们侵蚀了共和国的道德基础，为后来的纳粹种族政策埋下伏笔。
如果说福利制度暴露了共和国的治理困境，那么反犹主义的泛滥则揭示了其社会分裂。犹太人虽在魏玛时期获得前所未有的平等权利（如担任公职、进入文化领域），但右翼势力将战败和通胀归咎于“犹太阴谋”。“背后捅刀”的阴谋论被广泛传播，尽管事实是犹太人参战比例高于平均水平。1923年恶性通胀期间，柏林爆发反犹骚乱，暴徒高喊“揍死犹太人”，袭击移民社区。反犹言论甚至渗入主流政治，民族党等右翼政党将“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塑造为德国复兴的障碍。
中产阶级的困境加剧了这一趋势。犹太学者维克托·克伦佩雷尔的日记生动展现了保守派知识分子的矛盾：他怀念帝国秩序，却又因反犹主义无法认同右翼；他厌恶左翼激进主义，却也对共和国的无能感到绝望。尽管他享有学术自由，但反犹偏见阻碍了他的职业发展。这种撕裂感在许多中产阶级中蔓延，他们对政治极端化感到厌倦，却又无力改变，最终在纳粹崛起时选择了沉默。
魏玛共和国的福利制度本应是民主的基石，却因经济危机和官僚异化沦为压迫工具；反犹主义从边缘进入主流，使社会容忍了日益极端的种族主义。这两大问题共同削弱了共和国的合法性，当福利成为控制手段，当仇恨成为政治武器，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