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宫廷日常开销庞大，从宫廷造办处的各类物件制作，到内务府物资采办，再到皇室成员的节庆赏赐，无一不需要巨额资金。然而，祖制限制皇帝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内务府虽有采买皮货转卖、发放高利贷等财源渠道，但因经营不善，收入增长缓慢，难以满足皇帝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珅精心策划出议罪银制度。
和珅能在乾隆朝迅速崛起，绝非偶然。晚年的乾隆，一方面执着于大权独揽，另一方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同时又难以抑制日益膨胀的物欲，还需坚守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此时，和珅凭借自身的干练和对乾隆心思的精准把握，在诸多事务中表现出色，深得乾隆信赖，官职一路飙升。
和珅不仅情商出众，善于人际交往，还具备多方面的才华。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对经史典籍和琴棋书画都有涉猎，诗作也得到了当时诗人的夸赞。在理财方面，和珅更是天赋异禀。传统士大夫多不善理财，而和珅却有着现代商业头脑，他热衷于将资产投入到金融、地产、矿山、物流等行业，通过多元化投资获取丰厚收益。他担任内务府大臣后，成功扭转了内务府入不敷出的局面，还让崇文门税务监督的收入大幅提升，充分证明了其卓越的理财能力。
议罪银制度由罚俸演变而来，起初是为惩罚官员轻微过错而扣除其工资的常用手段，后因乾隆认为罚俸数额难以警戒官员，法外加罚产生了“议罪银”；和珅则将其制度化，使其脱离了正常的财政监管体系，成为皇帝小金库的重要财源。这一制度实施后，众多官员为求自保或讨好皇帝，主动或被动地交纳议罪银。从《密记档》的记载来看，短短十三年间，重大议罪银案件多达六十八件，涉及众多地方大员，罚银数额从万两到数十万两不等。
表面上，议罪银制度似乎对各方都有利，既充实了皇帝的钱包，又看似对官员起到了惩戒作用。但实际上，这是一项危害极大的恶政。它不仅让官员的贪污行为有了“免死金牌”，使惩戒机制形同虚设，还导致官员为弥补被罚的财产损失，更加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甚至不惜为获取议罪银而再次犯罪。乾隆末年从议罪银制度中获得的些许零花钱，却让大清王朝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加速了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