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十六岁的乾隆第四次东巡山东，此次出行堪称各地大臣的赛宝大会。沿途王公大臣蜂拥而至，远至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都赶来进献奇珍异宝。从蒙古亲王的重金，到河南巡抚的大量衣料皮草，再到湖北巡抚的精巧洋货，各类贡品源源不断，皇帝收获满满，一路尽享珍宝带来的愉悦。
进贡本是古代朝廷定制，清代皇帝私人财政与国库分离，收受贡品成为皇帝满足物质欲望的重要途径。乾隆即位之初，曾拒绝进贡，展现出励精图治、拒绝物质诱惑的态度。然而，随着晚境顺遂，加之其本身对物质享受的钟情，乾隆十六年，进贡大门被打开。此后，享乐欲望愈发膨胀，官员们纷纷投其所好，西洋钟表、书画、古玉等成为进贡热门，只为博皇帝欢心。
到了乾隆晚年，进贡乱象丛生。进贡的资格和时间限制被彻底打破，布政使、按察使乃至内廷翰林都参与其中，普通百姓也可通过大臣转贡。进贡名目层出不穷，“迎銮贡”“木兰贡”“陛见贡”“谢恩贡”“传办贡”等让人眼花缭乱。官员进贡次数频繁，物品愈发丰厚，如乾隆五十九年，长芦盐政、闽浙总督等进贡次数惊人。皇帝生日时，进贡场面更是宏大。
皇帝对贡品的过度索取，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方面，引发了官场的腐败。官员为准备贡品，不惜向下属摊派，“帮贡”现象盛行，且送礼过程中账目不清，导致贪污横行，不少进贡最多的大臣后来都成了贪污犯，如伍拉纳、李侍尧、国泰等人。另一方面，进贡之风引发了官场的奢侈之风，官场之上大家相互攀比，追求物质享受，河道总督衙门等在治河工程中竟开廛列肆，挥霍钱财。同时，送礼之风也再度兴起，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的歪风邪气盛行，如甘肃流行的“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的说法便是真实写照。
此外，还出现了像王亶望派“坐省长随”在省城建立“办事处”负责行贿交易这样的怪象，进一步腐蚀了官场。
乾隆时期的进贡之风，看似是简单的臣子对皇帝的供奉，实则从一种制度沦为帝王私欲膨胀的工具，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导致官场腐败丛生、社会风气奢靡，加速了王朝的腐朽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