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中，底层知识分子通过上书献策以求进身或为民请命是一种常见现象；然而，乾隆朝后期，这种行为却引发了严厉的文字狱，其根源在于乾隆皇帝的治国理念经历了从儒家仁政到法家严刑峻法的转变。
乾隆初期，对文字狱持宽容态度，甚至拨乱反正，释放了许多被雍正朝牵连的文人。然而，从乾隆十六年开始，乾隆皇帝的心态发生转变，文字狱骤然增多。转折点是伪孙嘉淦奏稿案，这份攻击皇帝失德的伪稿在全国广泛传播，引发民众极大关注，这让乾隆深感震惊与愤怒；紧接着，马朝柱反清案的爆发，更是让他惊觉江山之下暗流涌动，农民起义随时可能爆发。
这两起大案彻底击碎了他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乾隆开始痴迷于《韩非子》，他逐渐认同人性本恶，认为不能仅靠道德教化治理国家，而需以严刑峻法强化权力威慑。此后，文字狱成为乾隆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乾隆朝的文字狱具有鲜明的特点。与康熙、雍正两朝主要针对士大夫的文字狱不同，乾隆朝的文字狱多针对底层知识分子和平民，如秀才、童生、平民甚至精神病患者。这些底层人士被指控妄议国政传播邪书或妖言惑众，乾隆认为底层知识分子和失意文人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他们大多因科举不顺而心怀不满，容易被利用或煽动，从而成为潜在的威胁。许多文字狱还与打击民间宗教紧密相连。乾隆深知民间宗教是农民起义的温床，因此对任何疑似民间宗教的文字或行为都极为警惕，试图消除农民起义的潜在威胁。
乾隆朝的文字狱并非简单的文化专制，而是其治国理念转变和社会控制手段的一部分。乾隆试图通过严厉的手段维护统治秩序，他通过文字狱和恐怖手段，试图使底层民众保持驯服和沉默。然而，这种做法最终未能阻止社会动荡的加剧，在他故去五十年后，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