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深刻总结了元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元朝因“宽”而失天下，主张以“猛”治国，强调通过严厉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他的“猛”政不仅体现在对官僚集团和百姓的严苛治理上，还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试图通过全方位的高压政策，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稳定的社会秩序。
朱元璋认为，元朝的“宽”在于对民间控制力不足，尤其是科举制度松弛，士绅阶层未能有效纳入统治秩序，导致政府无法借助士绅力量掌控农村和农业收入，转而依赖商税和盐税。这种宽松政策使得百姓自由度提高，容易形成有力量的组织，最终对元政权造成冲击。因此，朱元璋在夺取天下后，决心采取与元朝相反的“猛”政，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朱元璋对官僚集团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对开国功臣也毫不留情。刘基作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晚年却屡遭羞辱和打压。朱元璋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刘基的俸禄，迫使其进京请罪，并在诏书中以冷漠无情的语言羞辱他，要求臣子无条件服从君权，不得有任何辩解或反抗。这种高压政策不仅针对刘基，也广泛适用于其他官员，朱元璋通过严惩和羞辱，确保官僚集团对皇权的绝对服从。
朱元璋认为，胥吏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因此他赋予百姓捉拿污吏的权力。然而，这一权力仅限于胥吏，不包括官员。朱元璋在《大诰》中明确规定，百姓可以捉拿不法胥吏，但不得对官员动手。这种政策一方面打击了胥吏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官僚集团的核心地位，体现了朱元璋对统治基础的谨慎维护。
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控制，朱元璋推行“知丁法”，要求邻里之间互相监视，详细掌握彼此的职业和行动。百姓的日常生活被严格限制，任何脱离“士农工商”四业的行为都被视为违法。朱元璋希望通过这种严密的监控，防止民间形成有组织的力量，确保社会处于静态和稳定状态。然而，这种反人性的政策也导致了社会的死气沉沉，甚至出现了百姓因恐惧法律而自残的极端现象。
朱元璋的“猛”政还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他因不满《孟子》中民贵君轻、对君王的监督和要求、君臣关系对等、百姓权利等思想，下令删节《孟子》。朱元璋试图通过思想控制，消除任何可能威胁君权的言论，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然而，这一政策也遭到了部分士人的反对，如钱唐、游义生和孙芝等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维护儒家传统思想，成为朱元璋高压统治下的一抹亮色。
朱元璋的“猛”政体现了他对元朝灭亡教训的深刻反思，试图通过严厉手段控制官僚、百姓和思想文化，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稳定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高压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皇权，却也导致了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极大压制，使得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暴露了其统治手段的极端性和保守性；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统治，但从长远来看，却为明朝的稳定埋下了隐患。